古代诗人
李元贞
李元贞，女诗人。1964年18岁，毕业于花莲女中高中部，同年9月就读台大中文系。1971年25岁，毕业于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班，同年9月任教于淡大中文系。1982年36岁，2月创办妇女新知杂志社。主要著作∶《还乡与旧梦》（短篇小说）、《妇女开步走》（妇女问题评论）、《解放爱与美》（妇女文化评论）、《爱情私语》（长篇小说）、《女人诗眼》（新诗集）。
张烨
张烨，女诗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分校文献信息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上海作协理事，曾任上海大学艺术中心书画教研室主任。已出个人诗集：《诗人之恋》、《彩色世界》、《绿色皇冠》、《张烨集—生命路上的歌》，散文集《孤独是一支天籁》。作品被选入百余部诗歌选、多种文学性辞典及国内外多种《世界名人录》。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德、越南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评论界约有50篇评论张烨诗歌的专题论文。1998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作协诗人代表团访问台湾沿途顺访香港。2000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作协诗人代表团访问挪威爱尔兰，并参加在挪威举办的“中挪文学研讨会”。2003年获第十三届冰心摄影文学奖（摄影诗）个人主要的理论文章有：《诗的情感空间》、《现实的追寻》、《诗与思》、《自我与生存的世界》、《辛笛诗歌论》、《罗洛诗歌论》、《论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等等。
莫渝
莫渝(1948年- )，本名：林良雅，笔名：白沙堤、林彦等等。苗栗竹南人。台中师专、淡江大学毕业。台湾本土派的重要诗人，有《无语的春天》、《长城》、《土地的恋歌》、《浮云集》、《第一道曙光》、《革命军》、《走入春雨》、《春天e5百合》(台语诗)、《光之穹顶》等诗集及散文集《犹里西斯手记》等；评论集《波光潋滟──20世纪法国文学》、《台湾诗人群像》、《台湾诗人侧颜》等。[1]。翻译法国诗选三册(古诗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恶之华》、《比利提斯之歌》等作品。编选诗文集《诗人爱情社会学》(2011年)、《笠玫瑰园──笠女诗人选集》(2012年)、《2013年台湾现代诗选集》(编者之一)。曾荣获全国优秀青年诗人奖、中华民国新诗学会新诗创作奖、教育部新诗创作奖、笠诗社诗翻译奖。其诗作被翻译为英、日、韩、蒙古、土耳其文等。
贺纬
贺纬，一个小人物，曾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电影资料馆、国家大剧院等地流浪。也曾写过几首打油诗，但自认为不是诗人。因为某原因，流浪到厦门。巧合之下，进入258集团，有机会运营查字典诗词网，於是他给自己挂上“诗词网副总编”的头衔，其实依旧是小人物。（在诗词网，他曾试着建立现代诗栏目的雏形，并弥补修正之前外行们的过错。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无力，所以就放弃，继续流浪）据说不流浪，不成为诗人。诗人的本质，在于自由，与追求美。而在大洋国中，是没有诗人存在的吧——那些真诚地追求自由与美的人，或死或亡，剩下的没有是诗人的了。那么，贺纬，就是个流浪的小人物。流浪啊流浪，流浪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遇到形形色色的事，青眼有加者有，不过大多是凡人。可怜的小人物！他还不知晓自己所走的道路将是多么孤独。愿他得到祝福与护佑！
戈麦
编者的话：初读戈麦，大约是躺着读一本诗集，读着读着，突然发觉不对。很难得的诗的味道——中国的诗人，很多都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写歌，那种洋溢着激情的歌——诗的精致的美感，很难得。於是回头去查看作者，戈麦，不认识，生卒年月上：1967-1991，让我为之吃惊。然后网上寻找戈麦的简介——读罢为之叹息：那一年之后，真正的诗人或死或亡。想起那句话“奥斯维辛之后 写诗是可耻的”，於是只有叹息。——————————————————————附：诗人戈麦之死1991年9月24日，有北大“校园诗人”之称、毕业后任《中国文学》编辑的青年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万泉河，时年仅二十四岁。戈麦，原名褚福军，祖籍山东巨野，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场，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诗人西渡是戈麦的北大校友兼诗友，两人私交甚好。毕业后因两人单位离得不远，交往接触最多，关系也最亲近。戈麦自杀前一天，西渡是北京他们那个诗人圈子中唯一与之接触过的一位生前好友。西渡后来撰文详细记述了戈麦走向死亡之前的举止及生活场景：今天，当我从火葬场回来，我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些天，我一个人下了班回宿舍，仍然不能相信：他再也不会坐在那里等我了。永远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人的死亡：朋友中最年轻、也是最有才华的一个，曾开玩笑地自称为“谨慎的人”，温雅持重，有着长者的胸襟。9月22日，中秋的一天。下午四点钟，他在我那儿，当时我正躺着看《弃儿汤姆•琼森的历史》。他说一个人喝了一瓶半葡萄酒，就在另一张床上躺着歇了。我问他最近怎么喜欢自己喝一点，他说心里有不少事。我也只随便地追问一句：是否不大好说?他没有吱声，手里抓了本书看，我也就自己看书了。五点来钟，宿舍里有人回来了，他站起来要走。我说一块儿吃饭吧，他表示不吃了。我以为他酒后不想吃东西。就放他走了。没想这一走竟成了永诀。我是10月10日的晚上才知道他失踪的，从那时到10月19日确证他死亡，我却一天比一天更相信他就要回来。一些朋友打电话给我，我的乐观态度也使他们放了心。直到19日上午，李子亮打电话给我，说在北大发现了他的包，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到下午就确证了他的死。戈麦极富才气，对文学、对诗歌的热爱发自内心。其写作极投入，也极勤奋，在当时北大诗人那个小圈子里，是有目共睹的。在对人处事上，戈麦也很真诚，很义气，口碑极佳。在朋友眼中，“他的一生是完美的”，“真正做到了‘像写的那样生活’”。戈麦出人意料的自杀辞世，在诗歌圈子内外，人们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惋惜、感叹以及深沉的思索。从“北大荒”到北大戈麦出生于1967年，那个宝泉岭农场，靠近边境。那是中国当代史上极有名的一个地域——“北大荒”。这块当年曾流放过著名作家丁玲、萧军、骆宾基、吴祖光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其“文革”下乡“知青”中又出过张抗抗、梁晓声，这些都是后来驰名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戈麦祖籍本是山东巨野，父母也是当年“支边”来到“北大荒”的。戈麦生于长于这块中国北部边陲冷漠荒凉、却始终充满神奇色彩的黑土地，其后来显露的文学天才与诗歌灵气，应该与此不无关系。关于北大荒这块神奇土地对戈麦产生的影响，同时来自北大荒、后来也成了戈麦诗友的桑克颇有自己的看法：我和戈麦都来自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现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总局”，俗称“北大荒”)。那里极似俄罗斯腹地。丘陵与平原。白桦与马尾松。沼泽与冬日浩瀚的大雪。乳牛与初春的泥泞。向日葵与河水中细碎的红色的满江红。然而他说：我没有故乡。地球是他的故乡。我终于看见故乡最壮阔的景象：无边无际的麦地。麦地之上只有自由的飞鸟和云。他的名字，得永生的名字。桑克的意思很清楚，戈麦最终选定用“戈麦”这个笔名，其实是与他的故乡北大荒有关(尤其“无边无际的麦地”的意象)。戈麦去世后，桑克不无遗憾地认为戈麦对故乡的“醒悟”太晚。“在他1991年的最后时光中他终于写到‘农场’。也许他只是到了终结时辰才醒悟故乡的含义、家庭的温暖。而他目睹的却只是‘农场的背影’。这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人。”桑克写道，又说，“他的家庭，他1990年逝世的母亲，他‘文化革命’的童年，他的小学和中学，他的品学兼优和孝顺——对我们来说仍是未知的，然而这却是极其重要的。”戈麦还有个哥叫褚福运，很喜欢文学，戈麦从小受其影响，对文学也很着迷。中学时，戈麦文科、理科成绩都很好;高二分科时，受其兄影响，选择了文科：不过，临到高考前夕，他却后悔了，极想改学理工科。戈麦当时不知受什么影响，认为学理工、搞发明创造之类，才会对社会以至整个人类更有益。在无法改变报考分科的情况下，戈麦甚至一度萌发了降一级重读高二、然后改学理工科的极端念头。经家人及同学、老师劝阻，戈麦才没降级改读理工科。好友西渡认为，这是当年戈麦受民国时代一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盛行的“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所致。当年参加高考，即使最终还是考文科，选专业时，戈麦还是报考的经济类专业。他心中理想之地，是在东北地区有点名声的辽宁财经学院。结果戈麦当时考分甚高，被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能从遥远边塞之地北大荒，考入中国“第一学府”北大，这是多少学子、家长梦寐以求的事。可戈麦对此并不满意。他不满意的是古典文献这个专业，甚至又想放弃这个上北大的机会，来年重考。在学校及农场的一些人看来，这个想法简直是“发疯”。最后，在兄长褚福运劝说下，戈麦才多少带点勉强之情地来北大报到。甚至进入北大后，戈麦仍对学经济感兴趣，不满意自己所上的中文系，尤其不喜欢古典文献专业。西渡说：“在北大，他同时上中文系和经济系的课程，并希望转经济系，后因故未果，为此很沮丧了一阵子。”不过，毕竟北大不愧为北大，是一所不同寻常的积淀着超强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它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有一种强大的精神作用。正是因为这样，进入北大不久，经历过短暂的适应和彷徨之后，戈麦就克服了那种因专业不合口味而产生的浮躁和不安，以及一度的情绪低落。尤其是他真正对文学与写作发生兴趣、从头脑中固有的“经济救国”情结中彻底解脱出来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实际上，这位来自边陲之地北大荒的“老六”(当时北大中文系来自整个东北的男生只有八人，戈麦排行第六，因之获得“老六”的雅号)，在北大校友中，是个难得的多才多艺者。大家公认，在中文系写诗的人中，戈麦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个。戈麦兴趣爱好相当广泛，课余喜欢武侠、侦探小说，曾习武术、拳击，对体育的爱好一直保持到大学和工作以后。篮球场和足球场上，他是主力，其体格也相当强健。戈麦能下棋，象、围棋都是系里的强手，因此得到一个“褚八段”的外号，后来大家干脆叫他“八段”。西渡在他那篇回顾北大校园生活和校园诗人的文章中，曾经谈到戈麦关于乐器的典故：当时班上有一位姓陈的同学在学二胡，每天端坐于楼梯口练琴，但是几年下来技艺惜无长进，一如白居易所谓“呕哑嘲哳难为听”，同学戏之日“锯”。有一次班上聚会，这同学自告奋勇为大家“锯”了一曲，举座皆掩嘴窃笑。完了戈麦说，让我试试，甫一扬手，一室肃然……但此前没有人知道戈麦会乐器。此后也再未见他碰过乐器。西渡认为，“这件事很能体现戈麦性格之一斑。他将自己隐藏得很深，因此他的个人生活没有人了解，我虽是他交往密切的朋友，但也从未向我谈起他的私事”。这也说明，戈麦尽管年轻，却有性格深沉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自杀之前，面临生死抉择这种人生大事之关头，哪怕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他也举止言行如常，让人一点看不出征兆。后起的北大诗人在北大出身的诗人中，戈麦无疑算是后起之秀。从北大出身的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有影响和知名度的诗人。先后有熊光炯、西川、海子、骆一禾、阿吾、斯人、西渡、戈麦、臧棣、清平、麦芒、蔡恒平、缪哲、陶宁、海翁、张旭东、橡子等。其中熊光炯是北大中文系78级学生，算是自高考恢复以来从北大走出的诗人中最早的一位。当年，“张志新事件”成了热点，熊光炯创作的那首《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良心》在文坛内外颇获佳誉。稍后一点，是以西川、海子、骆一禾等“北大三剑客”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活动于北大校园那一批。其中，以西川、海子在中国诗坛的名气最大，诗作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他们属“第二代”。戈麦与西渡、臧棣属于比西川、海子、骆一禾更晚那一批。他们考入北大时，西川、海子等人已经毕业离开北大，各奔东西。不过，由于有西川、海子这批北大校园诗人留下的影响以及北大传统，戈麦、西渡、臧棣这些“新生代”，很快成了北大诗人中的后起之秀。戈麦算是“第三代”中的代表人物。先后成名后，他们都承认海子、西川这些北大“师兄”对他们曾经产生过的影响。戈麦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据说，他早在初中时，就写过一些抒情小诗;高中时期，还尝试过小说创作，曾写过一篇题为《放牧》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可惜未曾留下来。进入北大校园后，戈麦开始写诗，大概是在1985年前后的事，而且也是通过当时在北大销售《新诗潮诗集》这件事为开端，并受之影响而开始的。戈麦自己也承认，他也是通过《新诗潮诗集》接触到朦胧诗的。他写道：“生活自身的水强大地把我推向了创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作可能是一种损失。”“不去写作可能是一种损失”，这成了后来人们认识解构诗人戈麦短暂人生及其价值观的一句核心话语。不过，在北大时期，戈麦和西渡一样，始终不是“五四文学社”的成员，他真正开始正式的文学写作，并以成为诗人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从1987年秋他得以转入中文系文学专业开始的。1987年秋天，戈麦、杨光和西渡三人一起转到文学专业，这也是他开始走向创作的时期。戈麦最早的作品西塞看了觉得不错，就推荐给了北大“五四文学社”办的《启明星》，给发表出来。他最初用的名字是“白宫”。诗人桑克回忆与戈麦相处的时光不无眷恋之情：“他是贫穷的，衣着朴素，却常常问及我和其他友人的生活。我们常常一边煮一锅清水白菜，一边谈论诗歌，谈论历史以及我们的使命和工作。我甚至已记不清许多相似的图景。我们一起熬过的冬日与初春。外面的大风和大雪。”西渡等人认为，1987年对北大诗歌、甚至对北大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元旦前后，举办了第一届北大艺术节，使得这年成为北大多年来艺术气氛最浓、最活跃的一年。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记。其中一件是，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在电教报告厅与北大同学举行了座谈会。其景象，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对戈麦、西渡、西塞等当时在北大的校园诗人来说，北岛、顾城等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座谈，很具诱惑性和启示性。正如西渡等人所指出的，这对北大诗歌和新—批“北大诗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崛起，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随着戈麦诗歌“处女作”在《未名湖》上的发表，戈麦在北大的诗人群体中逐渐为人所知并开始初露头角。后来他改用“松夏”做笔名，用这个名字发表的作品有《冬天的对话》《二月》《结论》《瞬间》(发表在《滇池》上题为《艺术》)及《太阳雨》《克莱的叙述》等。据西渡回忆，他第一次注意到戈麦的诗，是那首《冬天的对话》，诗句让西渡印象深刻：“想起冬末/在故乡的酒店中/躲避风寒……”西渡说，戈麦“寥寥数语就把我们带进北方冬天的特殊氛围”，从此不禁对戈麦另眼相看。1988年秋天中文系男生从三十二楼搬到三十八楼，西渡、戈麦、西塞、丁冬(本名杨光)、贺照田、郭新孝被分在一个房间。这六个人全是从外专业转来。有意思的是，六人中，除贺照田专攻文艺理论外，其他五个人都写过诗。对与戈麦同在一个房檐下的难得时光，西渡至今颇有缅怀之情地回忆道：我和戈麦住对床，都是下铺。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他读到我当时写的《当风起时》《梦中的纸马》等诗，告诉我最近的东西写得有起色了，并向我指出《当风起时》头一段的“灯火熄灭的走廊里”一行与全诗情调不合，问题出在“走廊”一词，应该换一个更开阔的词汇。这行诗我后来改过几次，一直不能令自己满意。直到戈麦去世，也还保留原样。我实在辜负了他第一次的批评。前两月整理旧作，我才将这行诗改过来，不知道他对我的改写能否感到满意?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的笔下，戈麦及其“北大诗人”的校园形象和生活场景，，就不那么富有诗意。也是出自北大的校友，后来做了央视著名主持人的阿忆，在一篇回顾北大人和事的文章中，专门谈戈麦其人其事。阿忆写道：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褚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地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里、楼道里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帐篷。他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一样，很是知名……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褚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校园之内和校园之外戈麦心内始终存在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一个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一生的里程，从诗歌的幻象经验人类的一切。一旦认定走文学之路，开始其诗歌创作，戈麦似乎就认为自己是为了诗、为了文学而降临人间的。在短短的四年内，他创作出数量惊人的两百三十多首诗歌作品，此外还有一些翻译文字、小说创作、理论和许多思想性札记。在诗人圈子内，以学识而言，戈麦不仅是一个有着超强想象力的诗人，还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做什么事都非常扎实，下很深功夫。对朦胧诗和朦胧诗的代表北岛，戈麦就下过狠功夫进行研究。1988年春天戈麦撰成长篇论文《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系统评价了北岛的创作和心理历程，获该年度北京大学“五四科学奖”本科生唯一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这篇论文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的瞩目。后来着手翻译戈麦诗集的日本学者是永骏先生，认为该文“分析透了北岛的诗语言”。这篇论文崭露了戈麦的批评才能。西渡说戈麦文学批评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师自通的，而且一开始就显示了成熟的风采。可惜，因为早逝他留下的诗论并不多。收在《戈麦诗全编》第七辑《诗论》部分，也仅有《起风和起风之后》以及《文学生涯》等数篇。在朋友、同学印象中，戈麦是一个性格极其内向的人，很少有人能窥进他的内心城池。平时少言寡语，唯有当话题转移到诗歌上时，他的话才多了起来。他和诗友曾一起谈过北岛、海子，也谈布罗茨基和博尔赫斯。从聊天中感到戈麦对诗歌有着奉若神明般的热爱，除了诗歌和文学之外，大家很少知道他还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杜丽，当年在北大与戈麦同班，她忆及戈麦说，“戈麦内向寡言。我几乎记不起作为同班同学和他有什么交往”。不过，在朋友、同学心中，戈麦却是一个口碑不错、值得交道的好学友、好兄弟。正如阿忆所说，他是“一个热情澎湃、乐于助人的人”。贺洪志说道：“戈麦给朋友的印象不仅温厚和善。且认真持重，胸有成竹。对自己各方面有高的要求。”“他对朋友的举荐不遗余力。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诗人相聚，他经常忙前忙后，搬椅子，倒开水。”西渡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毕业前夕他与戈麦到房山实习的一段经历，其中一些细节，颇能看出戈麦之为人处事风格。西渡写道：这年夏天，我们参加毕业实习，为北京市文化局作民间曲艺调查，本来安排我和郭新孝去平谷，我向系里提出和戈麦一组，同意了，被安排去房山……临从房山返校时，我邀他一起去房山的几个景点转转，他只和我骑车去了一趟周口店，再邀他去别的地方，就不肯了，说要赶紧把调查结果整理出来……那个调查报告主要是由他执笔的，后来开了稿费，他却坚持与我平分。诗人桑克也多次提到戈麦这种乐于助人、自己不大在乎报偿的轶事。桑克说：“他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我请西渡和他为一部鉴赏书籍撰写香港当代诗歌部分。他不顾自己手中工作，欣然应允，根本不问稿酬标准和是否能够得到尽快出版。还有一次，我请他制订十九世纪德语文学的辞目。他很快完成。并跑了很远的路来到我寓居的屋子。我看着这些字迹线索清晰的辞目，对他辛苦的劳动表示感谢，而他却置之一笑，且连一个名字也不肯署。”最让桑克感动的是，桑克当年在诗坛尚无名气，诗作发表起来有些困难。戈麦挺身而出，将桑克的诗作推荐给《尺度》杂志，不仅受到赞赏并发表，同时还让桑克得以和《尺度》编辑部的同仁相识并建立起长久联系。戈麦去逝后，桑克甚至用誓言般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心绪：“他永远活着，至少在我的心中。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不死。戈麦就不死。我们不死，戈麦就不会死。”毕业分配后，由于收入不高，戈麦一度陷于经济窘迫状况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戈麦将大部分钱都用来购书了。戈麦去世后，西渡等一帮朋友，一起整理了他的遗物，结果遗物中“除了书，还是书”。为了多省点钱来购书，他吃饭、抽烟的钱都是掐得很紧的，但到月底往往还是上顿不接下顿。实在不行了，就有时打电话给西渡：“我到你那儿吃饭。”西渡说戈麦当时一直想买一个录音机，上半年发了奖金，以为可以如愿了，但是那点钱很快又换成了书，结果还是买了一个单放机了事。有时候误了食堂开饭的点儿，与西渡一起吃北京的“小馆”，往往只是一碗拉面，一瓶啤酒，而他是不喜欢吃面条的。偶尔点几个菜，也总是挑最便宜的。一道鲜蘑油菜便是两人的保留节目。一次点完菜，他调侃说：“咱们的风格已经形成。”毕业后能留在北京，而且是任文学杂志的编辑职务，这对戈麦这种来自边远省份、且在京城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幸运的事。不过，正因为在北京无家，无落脚之地，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和写作的场所。最初，戈麦暂住在外文印刷厂的招待所，后来不得已又搬进一家小旅馆。那种小旅馆环境嘈杂而吵闹，乱象纷呈，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极不相宜。他几次在外头找地方住，或借，或租。最后，他终于在一处借用的平房里安顿下来，可是平房设施简陋，冬天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整日呆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那滋味，那份苦楚，可想而知。但他也一直坚持住了下来。他后来告诉朋友，那个冬天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然而，戈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坚持阅读和写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戈麦的阅读非常扎实，总是边读边认真地做笔记。他去逝后，朋友清理遗物发现，各种分门别类的阅读笔记，足有二三十本。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戈麦似乎在作他短暂人生的最后冲刺。他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般的简单生活，尽量减少与人的交往。平时的同学聚会，人们几乎见不到戈麦的身影，他把全部精力放在阅读和写作上。他甚至可以做到，“上北图，中午不出来，藏身于两排书架之间”。而且，他的写作态度极严肃，绝无时下那些急于想出名立身的年轻作家总想事半功倍的浮躁之心。戈麦下笔极为慎重。西渡说，戈麦每一首诗的写作，都经过认真的构思，连诗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都在事先作过周密的安排。也由此，戈麦勤奋多思，以及似乎与生俱来的诗歌灵性，终于获得了报偿。诗界朋友认为，戈麦留给世人的两百多首诗，其中有许多篇是杰作，其若干小说和札记也极有价值。戈麦对诗歌的完全投入，源于他对生活持严厉拒斥的态度。在诗里他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有人认为，在语言中，戈麦为人的存在找到了其中丰富的赖以寄寓的家园，他与语言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他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拯救。《厌世者》与“厌世者”戈麦生前曾与诗友合办了一份文学小刊物，纯民间的，甚至是私人性质的小诗刊，却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且很灰色很低沉、甚至有点不祥之兆的刊名：《厌世者》。关于办这份刊物的心理动因和经过情形，西渡认为深层的、直接的因素，是海子之死对他们这些尚活在人世的年轻诗人产生的心理冲击。西渡在另一篇文章中，详及此刊筹办的具体经过：1990年4月，某一天的晚上，我们两人在百万庄一家小饭馆喝啤酒。他动员我合出一个小刊物，半月一期，每人拿出十首诗。我担心这样快的速度，质量难以保证。他却很有信心，说只要认真搞，不会写坏的。后来证明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厌世者》一共出了五期，他的作品包括四十七首短诗和近三十篇“数行诗”。这些作品每篇都大有可观，有很多篇是令人难忘的优秀之作。关于刊名的拟定，也很有点意思，那天晚上，两人一起在去戈麦在《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为刊物拟名。采用《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周瑜计破曹操的办法，每人在自己手上写了一个纸条。打开一看，戈麦写的便是“厌世者”，西渡的则是“晚期”。相对一笑，戈麦说：“我现在才知道有人比我还倔。”可见，《厌世者》这个刊名，很大程度上是戈麦的意思。戈麦以前是否早有“厌世”之情，由于戈麦平时性格内向、深沉，其内心真实思想很难对人透露，人们不得而知。不过，其日常一些言行中，还是能露出一些端倪。西渡回忆，1989年秋天毕业时，“我并不是一个感伤的人，但在一片哭泣声中，也禁不住涕泗滂沱”。而戈麦是全班同学中唯一忍住不哭的人，其深沉可见一斑。但在同学纪念册上，戈麦即兴发挥一写而就的警句，却隐隐透露出深藏内心的一些东西。他给陈朝阳的留言抄录了弗兰西斯•史加弗的诗句：“在神圣的厨房里/我在睡眠的家中/拖着瞎了的夜晚/我把世界抓在手中/如今我老了/我能用诗句丈量出生活。”在“志趣”一栏，他写的是“崇尚暴力，无事生非，无病呻吟，无事可做”。他在西渡纪念册上写的是：“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毒害了我们。”“志趣”栏上写着“狩猎、滑雪、爬山、赛车、阅读、胡说八道”。在海子自杀半年多后的1990年1月，戈麦写下那首有名的"《死亡诗章》，诗中以海子自杀事件为线索，冥想“死亡”：从死亡到死亡/一只鼬鼠和一列小火车相撞//在这残酷的一瞬/你还能说什么……//从死亡到死亡/一生中所有的果实/被一只只邪恶的手/催化成熟……一颗颗奸淫的火星/从来亡人的脸上飞过/尖叫着：“一辈子!”//从死亡到死亡/一道雪白的弯路/行走着一小队雪白的兔子/一支灵魂的小乐队/用白布缠裹着脚/从死者婴孩般的躯体中/露出尖尖的头戈麦还有一首广为诗友及论者所注意的《誓言》，其中也透露出某种“弃绝”之意。因此，有论者说：“也许死亡的欲念中有一近乎‘鬼打墙’的魔力，一旦走进这个迷宫，非大智大慧者很少有人再度走出。”此外，戈麦在1990年5月1日这无写了一首诗《厌世者》。可见，“厌世者”对于戈麦来说，已是反复出现的意象，深入内里。他和西渡合办的这份《厌世者》文学期刊，寿命也不长久，虽然两人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力。在《厌世者》出刊第四期之后，这份纯私人性贡、却非同凡响的小刊物终于停刊。“《厌世者》是他决定停刊的。”“他当时对我解释说，写作的习惯已经养成，《厌世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久前，他对我谈起《厌世者》停刊的事。我说我当时就猜想到背后的原因。并没有相信他，的解释。他跟我笑笑，彼此心照不宣。”其实，真实的停刊应该是经济上的窘困，让两人难以为继。悲情奏响《死亡诗章》在戈麦的文集里一篇题为《文字生涯》的随笔中，戈麦谈到他喜欢月亮，以及由月亮而引发的死亡意象。他写道：“与太阳不同，我宁可相信月亮，相信它的皎洁、空朦，相信它的真实和梦幻。我常常在夜里坐在庭院之中空望明月，直到曙光升起。我将一轮明月看作一面虚幻和真实世界的镜子。有时，从它的面庞上还能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我。”戈麦直言：“这种习惯与死亡相通，我在过着一种无死无生的日子。有时，我对这样一种文字生涯有些惶惑。”戈麦还在这篇文字里谈起接触博尔赫斯之后，博尔赫斯的精深博大对他的“拯救”：“就在这样一种怀疑自身的危险境界之中，我得到了一个的拯救。这个人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然而，也许是戈麦内心深处那种死亡意象积累得太多了，太过沉重了，正如他那著名诗篇《死亡诗章》中所展示的，阿根廷这位世界级的文豪博尔赫斯，仍然没把年轻诗人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过来。戈麦人生中那个“黑色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1年9月24日，戈麦随身带着一个旧书包，离开了住处。书包里装着他的几乎全部诗作手稿，以及近年他与诗坛及文学界朋友通信往来的信札。戈麦没去单位，而是一直向西，向西……在北大的一个公厕内，戈麦将装有诗稿的书包丢入粪池——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也要先结束这曾经让他喜悦、也带给他痛苦和忧伤的“文字生涯”——彻底地，不留一点痕迹地了断，他要一身轻松、一无牵挂地进入他心目中的“天堂”之地……当天，戈麦自沉于万泉河。一个月后，朋友桑克将那一天称为：“本世纪最后十年中最初的黯淡的日子。”桑克忆起他和戈麦在那个月早些时候的最后一次相见，那是离开校园后的新老“北大诗人”们难得的一次聚会相逢：我们最后一面：1991年9月5日晚。在戈麦堆满报刊书籍的办公室里。阿吾、西川、臧棣、清平、西渡、我，还有从台北来的诗人扬平。戈麦忙前忙后地搬椅子倒开水。他搬了一把长条凳坐在上面。没有烟了。我叫他一块儿出去买烟。烟摊很远，他怕大家着急，就一路小跑。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我要改变写法了。他和我谈起西渡最近的想法和作品，谈起第二期《发现》。我告诉他我最近也改变了，写一种具有叙事成分的宗教剧。他表示肯定，无疑是鼓励我不走驾轻就熟的路，而走创造的新途。我们笑着谈论日常生活的琐事和别的什么。但没有想到这一次谈话竟成绝句，这一次见面竟是永别。我不能明白死亡来临竟是如此轻易。宿命，无始无终的宿命。戈麦没留下任何遗言，也未有任何先兆。因此戈麦的自没，当时仅列为“失踪”。没发现遗体之前，自杀一事一直未经证实。直到10月中旬，才终于确证其死亡，而且是自沉。10月19日，掏粪的清洁工人在北大那所公厕内发现了戈麦生前丢弃于粪池内的书包。那些诗稿的纸张被脏水多日浸泡，大多沤烂，字迹难以辨认。在几个朋友帮助下，几经辨认，抄录了其中尚能辨认的诗作，再加上从其他朋友处收集的戈麦诗稿诗作，这才有几年后《戈麦诗全编》的问世存世。戈麦死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在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中他说：“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我从不困惑，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戈麦的自杀在当代诗人圈子以及北大校友中，引起的震惊是强烈的。对于戈麦自杀的原因，曾经有人作过一些探索和猜测，但由于诗人未留下只言片语的“遗言”之类，也仅仅是“猜测”而已。不过，笔者认为，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其一是，戈麦去世前不久，他母亲病逝。戈麦自幼十分孝顺，此事应该说对戈麦心理打击甚大。第二件事是，西渡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1989年毕业实习那次，“我们在房山访问过的民间艺人中，有一位懂相术的，提出为我们看相。出于对命运的敬畏。我拒绝了。戈麦却同意了，但是他到底对戈麦说了些什么，我却一点印象没有。哪曾想数年后戈麦就匆匆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次看相，对戈麦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在始终是个谜。但从戈麦那种比较内向且生性敏感、带有“宿命”倾向的人来说，应该说其中有某些联系，值得探究。当然，更多的人是从深层更有意义和内涵的角度来理解有意思的是，戈麦自杀后，有人把他的早逝和他的笔名联系起来，认为“戈麦”这个名字取得不吉利。因为，“戈”为兵器，施于“麦”，分明意味着杀戮。这是否是上天冥冥的安排呢?但西渡否认这种说法，说：“我不愿这么想。”有论者认为：“戈麦的死已经使我不再仅仅从孤立的个体生命的消殒这一狭窄的角度来考虑诗人之死的问题了。与死去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深思这一现象。”这就是越来越引起文坛内外关注的“海子-戈麦现象”。“海子-戈麦现象”海子自杀后，曾经有人论及“海子现象”。戈麦自杀，令人瞩目的“海子现象”立马变成“海子-戈麦现象”。正式提出这一命题，是1992年11月，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座谈会”上。北大曾先后举办了两次戈麦的悼念活动。中文系系刊《启明星》上刊出了戈麦的诗歌遗作，同时登载了戈麦的生前好友西渡的纪念文章《戈麦的里程》。1992年11月，由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座谈会”在北大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正是在这次会上，与会者提出了“海子-戈麦现象”。一些诗坛及文学界人士，将近年来先后发生的诗人之死，提升到了一种当代中国诗坛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有广泛意义和价值的角度来进行认识和讨论。当时，更有学者认为，倘若超越个体的角度，去思考“海子-戈麦现象”背后的文化内蕴，这将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光阴留给中国诗坛的一项课题。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对戈麦之死发表看法说：“这位‘北大诗人’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使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死寂的文坛再也不可能缄默。”又说，“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的匮乏艰难，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而上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相反，诗人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的窒息。”不过，王岳川先生则将这种年轻诗人相继自杀的现象，归结为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消费逻辑已经伸进诗的肌体”的结果，而且认为是文学界内外一些人从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推崇，甚至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于是，诗似乎只能浸透了血才能具有诗意的光辉，诗人似乎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王岳川先生进而有些悲观地指出：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不过，多数人(尤其是诗歌及文学圈子人士)并不同意王岳川先生所说的“诗人自杀，诗也自杀了”这种偏激的立场。也不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更多的人分析探讨“海子一戈麦现象”，是借此现象探讨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诗人群体(尤其是年轻诗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以及在这种状态处境下，对诗歌、对文学理想以及人生信仰、生命价值的坚持、固守、奋进、抗争，乃至由此对中国诗歌创作的走向和未来产生的影响，并从中引出一些值得思索和值得诗坛内外、甚至全社会探索反思的问题。而且，诗人们尤其不认为海子、戈麦这些有才华的年轻诗人的自杀辞世，是所谓的“厌世轻生”或者“哗众取宠”，仅仅是以自己结束生命的方式引起社会的注意和重视。诗歌圈子中，有人对“海子-戈麦现象”深沉反思后这样说：“我_直坚信，死去的诗人们是怀着对生命的巨大的热爱远逝的。作为幸存者的我们，能够从这一点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又说，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海子和戈麦显然都是加缪这种哲学思想的实践者，只不过选用的方式与时间的先后不同而已。前文已提到，海子的自杀，对戈麦的心灵冲击和震撼都极大。在海子去世一年多之后的1990年底，戈麦写了一首怀念海子的诗，诗名就叫《海子》。全诗如下：海子对于一个半神和早逝的天才我不能有更多的怀念死了，就是死了，正如未生的一切从未有人谈论过起始与终止我心如死灰，没有一丝波澜和死亡类似，诗也是一种死亡它适合于盲人与哑巴因而适合于凶手烈士适合于面对屠弑狂舞面对灵柩高歌的疯人而我也是一个疯人，在时光的推动下写下行行黑雪的文字。与你不同我是在误解着你呀，像众多的诗人一切都源于谬误而谬误是成就，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幻景。戈麦诗中表露的深沉的复杂的情绪，确实发自内心。没想，不到一年时间，戈麦果然追随海子而去。戈麦自杀两年后的1993年春，已经做了《人民文学》出版编辑的戈麦的同班同学杜丽去南方组稿，恰好西渡回浙江探亲，两人结伴同行，途中，西渡给杜丽看了戈麦的三篇小说遗作，杜丽读后大为叹服。在南京，两人找到北大同学、正在《钟山》任编辑的评论家王干，希望《钟山》能发表。后来，《地铁车站》发表于《钟山》1994年5期;《猛玛》《游戏》由王干送到《山花》，发表于该刊1994年第9期。戈麦的小说才华于此可见一斑。可惜其早逝，未得充分展示。
穆旦
穆旦（1918年－1977年），原名查良铮，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与金庸（原名查良镛）同一家族。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祖父为清末官僚，家中藏书多为查慎行所著。6岁发表习作，11岁考入南开中学并开始诗歌创作，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岁第一次以“穆旦”为名发表随笔《梦》。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迁西南联大过程中，闻一多、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的带领下，穆旦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1942年2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穆旦亡命热带雨林，一路上忍受饥饿[1]，最后抵达印度，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俄罗斯文学。1949年12月23日，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3年从国外回来，当时穆旦的岳父周叔弢是当时天津市的副市长[2]，穆旦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并进行检讨，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全家被“扫地”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穆旦进“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69年，成为“牛鬼蛇神”的穆旦，曾跑了几十里路去看同为“牛鬼蛇神”的妻子周与良[3]。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开大学，继续埋头于新的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4]。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颈骨折[5]，忍痛继续从事普希金诗歌翻译和诗作，在医院治疗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诗：“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来新夏说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6]穆旦的生平简历1929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开始诗歌创作。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求学。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作为随军翻译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前线。1945年，抗战胜利后，自费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1951年，回到中国大陆，任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1975年，恢复诗歌创作，一举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1976年3月31日，右腿股骨颈折断。1977年2月26日，春节期间，穆旦于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59岁。1979年，获得平反。穆旦作品的评价穆旦的诗歌《赞美》、《诗八首》，均有很大影响。对于穆旦诗歌特点，公认的有这样几条：意象新颖新奇语言特点新颖具象与抽象相结合融入西方诗歌语言特点穆旦作为翻译家亦成就斐然。他翻译的《唐璜》被卞之琳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拜伦、雪莱、济慈 抒情诗精选集》更是脍炙人口的佳译。注释1.^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2.^ 《钻石婚杂忆》载：“我们家大多数人对他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有六个党员，两个民主党派）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内疚。”3.^ 周与良后来在《永恒的思念》一文中写道：“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见《穆旦诗文集》代序《永恒的思念》，第9页）4.^ 刘淑玲《“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5.^ 《诗情常在，余韵绵绵——纪念诗人穆旦逝世十周年》文中提及的穆旦信中的话是这样的：“我在目前腿的情况下（他半年前不慎跌伤，腿疾久治不愈）去北京是危险的，除非在北京的医院开刀，因为天津医院不能解决。那就可见到你们，但也许可能死掉，那就完了。目前为此不决。新年应有展望的热情……”（刊《一个民族已经起来》，158-164页。）6.^ 来新夏：《怀穆旦》————————以上转自维基百科“穆旦”词条，在此表示感谢众人的工作。
钟玲
哑默
哑默（1942年－），原名伍立宪，贵州普定人。中国诗人、国学家。他是朦胧诗派的先锋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隐态文学的典范；对儒学等国学也有深入的研究。早在1956年，哑默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但是由于之后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直未能顺利出版其作品。1963年，哑默于贵阳市第五中学高中毕业，次年到贵阳市郊野鸭塘农村小学做教师。此后几十年间，漠然大多数时候都是农村潜心写作和研究。多年来，他一直记录着1965年至今中国边缘地区和领域的历史，20多年来民间刊物的兴衰史和相关原始资料；同时也发掘著贵州本地的隐态文学。[1] 1970年代末就开始，哑默参与当时的诗歌启蒙运动，成为朦胧派的先锋，出版了《草野》（1978年12月）、《哑默诗选》（1979年1月）、《野百合》（1979年10月）、《心，在跳动》（1980年5月）、《飘散的土地》（1986年10月）等诗歌集，大多数都是以油印本的形式出版的。哑默的这个笔名就是当时1978年定下来的，之前他还用过春寒、矛戈、惠尔等笔名。他还创办了多个民间地下刊物，包括《崛起的一代》、《现代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零点》等。其中他还因为《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创办而被政府**。[2] 1990年代哑默自费出版了散文诗集《乡野的礼物》（1990年12月，贵州民族出版社）、文著自选本《墙里化石》（1999年12月，中国致公出版社）。而《墙里化石》出版不久后即被列为“禁书”。他对儒家的优良文化高度认同，但是他同时也着重于对道、释以及民间风俗、西方文化的研究。哑默现任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协会员、贵州省散文诗研究中心顾问、贵州省人体科研协会会员。[3] 参考资料 ^ 中国当代隐态写作 张嘉谚 ^ 诗生活 诗人扫描 之 哑默 ^ 哑默先生到我校做学术讲座
雷抒雁
雷抒雁（1942年8月18日－2013年2月14日），原名雷书彦[2]，中国诗人、作家，生于陕西商县（或泾阳）。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9年以为文革中惨死的烈士张志新而写的长诗《小草在歌唱》成名，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3] 雷抒雁的生平 1942年8月18日，雷抒雁出生于陕西省商县，2岁到泾阳县[4]，（今商洛市商州区，另一说生于陕西泾阳泾干镇何什村[5]）。从小受八百里秦川上流传的歌谣和秦腔熏陶，初中时开始尝试创作。16岁在省团委《红色少年报》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小羊倌》。[4] 1962年，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67年大学毕业。1968年，因文革延期离校，在宁夏青铜峡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21军62师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5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6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进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79年，雷抒雁发表著名诗作《小草在歌唱》，一作成名，并籍此奠定在诗坛的地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转业至中国工人出版社，历任编辑、工人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主任、办公室主任等职。1993年，进入《诗刊》社任副主编。1995年，任鲁迅文学院任常务副院长，至2004年退休。[6] 1997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罹患直肠癌并手术。2012年4月25日，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雷抒雁的文学创作 雷抒雁的主要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军旅题材为背景的诗歌作品，但未取得知名成绩。至1979年长诗《小草在歌唱》发表曾轰动一时，由于其时正处于文革结束后社会迷茫与混沌时期，《小草在歌唱》以悼念文革中惨死的张志新为主题，通过对十年动乱的反思和忏悔，激发人民在现实中觉醒，被称为新时期诗歌的开山之作，新现实主义的开篇之作，成为当时文坛的典型代表作品，与巴金的《随想录》齐名。《小草在歌唱》也成为雷抒雁创作生涯最重要的成名作品与代表作品。《小草在歌唱》的知名诗句：我敢说：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红日，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我敢说，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地球，也会失去分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雷抒雁又有大量诗歌作品问世，1984年的诗集《父母之河》为其间的代表作品。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以后，雷抒雁的作品多以散文随笔为主，尤其在2003年罹患直肠癌之后，雷抒雁的创作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有多部散文集和诗作发表。雷抒雁的也注重青少年作品的创作，1998年的青少年诗歌集《青春的声音》，2009年的散文集《与风擦肩而过》都是针对青少年读者群体的，雷抒雁的多篇诗作和散文也曾被中小学教材或高考试卷所引用。雷抒雁主要作品 雷抒雁一生共出版过诗集和散文随笔集各30余部。诗集作品主要有：《沙海军歌》（1975年0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漫长的边境线》（1978年08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草在歌唱》（1980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云雀》（1982年0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春神》（1982年0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绿色的交响乐》（1983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父母之河》（1984年0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跨世纪的桥》（1985年12月，青海人民出版社）、《掌上的心》（1990年06月，西北大学出版社）、《踏尘而过》（1996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时间在惊醒》（1993年04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雷抒雁抒情诗百首》（1992年07月，作家出版社）、《会说话的草》（1997年06月，安徽文艺出版社）、《花雨——唱给共和国的抒情诗》（2009年09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另有一部青少年诗歌集《青春的声音》（1998年09月出版），两部主要诗作收录作品集《激情编年（1979-1999）》（200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和《激情编年（1979-2008）》（2008年09月，作家出版社）。散文随笔集主要有：《悬肠草》（1991年0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秋魂》（1999年01月，华文出版社）、《丝织的灵魂》（1998年04月，作家出版社）、《雷抒雁散文随笔》（2002年3月，作家出版社）、《翻飞蝴蝶乱纷纷》（2004年0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分香散玉》（2004年0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雁过留声》（2005年06月，长江文艺出版）、《答问》（2006年06月，中国工人出版社）、《智者的忧思》（2007年08月，安徽文艺）、《短书》（2009年05月，安徽文艺出版社）、《与风擦肩而过》（2009年07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舌苔上的记忆》（2010年1月，求真出版社）、《扫云》（2010年08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等。另有诗论集《写意人生》（2001年01月，华文出版社），主编出版的诗集《祖国，为你而歌》（2009年05月，安徽文艺出版社），《诗经》研究翻译集《还原诗经》（2008年01月，昆仑出版社）等作品。此外，雷抒雁也在报纸刊物发表过大量散文、杂文、评论等各类文章。雷抒雁所获荣誉 1979年《诗刊》8月刊，发表长诗《小草在歌唱——悼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为其成名作与代表作[7]；1984年3月，出版诗集《父母之河》，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1983一1984）优秀新诗（诗集）奖；2003年获《诗刊》社年度奖；2004年《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组诗《明明灭灭的灯》，获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8]；2006年《人民日报》4月8日版，发表散文《彩色的荒漠》[9]，被引用于2009年全国高考语文的散文阅读[10]；2006年上海《文汇报》7月10日版，发表散文《麦天》，被引用于2007年江苏高考语文的散文阅读[11]；2009年，获首届郭沫若散文诗歌奖；2010年5月29日，获国际诗人笔会颁发“中国当代诗魂金奖”[12]。参考文献 ^ 诗人雷抒雁逝世 《小草在歌唱》成绝唱. 中国新闻网. 2013-02-16 [2013-02-18]. ^ 张毅静. 雷抒雁：一个时代的激情诗人. 海南日报. 2013-02-18 [2013-02-18]. ^ 光明网. 雷抒雁：前方前方，依然是太阳. 凤凰网. 2013-02-07 [2013-02-18]. ^ 4.0 4.1 现代作家辞典. 雷抒雁. 中国作家网. [2013-02-18]. ^ 新京报网. 诗人雷抒雁辞世. 新京报网. 2013-02-16 [2013-02-18]. ^ 中国作家网. 鲁迅文学院历届主要负责人任职简表. 中国作家网鲁迅文学院. [2013-02-18]. ^ 人民网.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创作漫忆. 人民网. 2013-02-16 [2013-02-18]. ^ 中华读书网. 莫言雷抒雁等10位作家荣获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各奖项. 新浪网. 2004-10-28 [2013-02-18]. ^ 雷抒雁. 彩色的荒漠. 中国作家网. 2013-03-19 [2013-02-18]. ^ 雷抒雁《彩色的荒漠》阅读练习及答案. 无忧无虑中学语文网. 2013-02-15 [2013-02-18]. ^ 朱仲坤. 高考二轮文学类作品阅读精读精练（下）. 高中语文. 2008-02-21 [2013-02-18]. ^ 新华网. 第13届国际诗人笔会在安徽天柱山举行. 新华网. 2010-06-01 [2013-02-18].
张香华
张香华（1939年7月31日－），台湾作家，有众多作品曾被译为英、德、日、韩等多国文字。张香华生平背景张香华祖籍福建龙岩，1939年7月31日生于香港，七岁时迁居于台北，成长于宜兰。张香华曾说：“我的名字是父亲命名的，取其意“香港诞生的中华人”，所以称香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及旧金山Berkly大学Extension center英语高级班毕业。曾任教于建国中学、北一女中、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名世新大学）、致理商专等学校，并担任过《草根》诗刊(“草根诗社”的刊物)执行编辑、《文星杂志》诗页主编。19岁时即在《文星杂志》第22期发表诗作《门》1975年至1977年期间担任《草根》诗刊执行编辑。与名作家柏杨结为夫妻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不眠的青青草》。1984年赴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坊研习访问，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诗刊编务。张香华经常往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日本等国，与当地的诗人进行文化交流，并陆续将所拜访过的诗人作品翻译给国人欣赏。合译过塞尔维亚语的《中国现代诗选》一书，致力于与东欧文化间的交流。1992年起任国际笔会香港分会理事，同年8月荣获国际桂冠诗人奖。1993年起在警察广播电台主持“诗的小语”节目，1997年获罗马尼亚 Timisoara Banatul大学授予荣誉教授。也被誉为“丝”一般的女诗人。虽身为女性诗人，张香华并不特以具有女性色彩的题材为诗，广泛取材多取自人生现实阅历之中，借着浅白温婉的文字，传达女诗人面对生活的体悟。评论者评论张香华的诗作：“饱满的人生阅历中，吸取创作经验；从坎坷的现实路上，挖掘创作素材，张香华较她那一代的女诗人，有着更多怵目惊心的感受。”张香华作品特色在众多作品集中，《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这首诗歌著作尤其彰显出张香华的创作特色，在这首诗歌中夹带许多的意境与情感，其中如：“...不能忘记那些没有星月的黑夜，只有海潮的哨音，日晒的烙痕。如今，我们纪念那个岛屿，我们怀念那首歌。”火烧岛是台湾早期对“绿岛”的称呼，因当时火烧岛是个囚禁思想、政治犯的岛屿；另一方面也是因应这个岛屿弥漫着许多不平的气氛和一股浓浓的愁思。由于《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的这首诗歌是张香华纪念当时被囚禁在火烧岛的柏杨以及思想和身体都被禁锢的狱友，对于他们所受的一切遭遇深感而发所创作出的作品。然而张香华的先生柏杨曾经坦言他其实并不喜欢新诗，但他也强调，这是他最爱的张香华作品。在《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这本书中张香华提及到她与她的先生柏杨的相识是柏杨在绿岛服完政治牢狱刚出狱的时间点。而且在经过了无数岁月的雕刻后，公元一九九八年因柏杨等人的努力，火烧岛上终于竖立起一座“人权纪念碑”。碑上刻着一句柏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被困在绿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句话和张香华的这首作品《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互相辉映与滋润，实在令人动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这首诗歌，在国际诗坛间受到相当多的瞩目，并且陆续被翻译成英文和塞尔维亚文、罗马尼亚文等。日本名诗人今辻和典先生也将之译为日文，由日本东京青树社出版；出版后也在东京举行盛大发表会。这首诗后来更特别邀请音乐人翁至鸿先生作曲，将这首诗加以配谱，在公元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的这天，适逢母亲节的前夕， 由张香华朗诵， 于台北市国家音乐厅 演出名为“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音乐会”，更配有国家交响乐团以及国家音乐厅合唱团，共一百二十余人奏起告别悲情的骊歌， 是个盛大的诗与音乐结合的演奏。这首诗曲同时亦被制作为录音带、CD、录像带，分别采用英文、中文、日文字幕发行。张香华获奖纪录1992年获国际桂冠诗人协会颁赠桂冠荣衔。2000年获第三届中央文化工作会五四奖的“文学交流奖”、 南斯拉夫杰出文化贡献奖。1997年获中国文艺协会颁赠中国文艺奖章-广播文艺奖。张香华重要著作及译作2008年《茶，不说话》（附CD），远流出版社2006年《偶然读几行好诗》，远流出版社2006年《初吻》，远流出版社1995年《茶，不说话》（二卡一书），远流出版社1988年《茉莉花串》，远流出版社诗集2004年《猫，你喜欢我吗?!》，麦田出版社2002年《心灵的密码：日本现代诗精选集》，远流出版社《不眠青青草》《爱荷华诗抄》《千般是情》《南斯拉夫的观音》《践踏缤纷的落花》《乘着光的梯子》《温馨的边缘》编译《我没有时间了─南斯拉夫当代诗选》等诗集另编有《玫瑰与坦克》、《菲华现代诗选》，塞尔维亚文本《中国现代诗选》等诗文选集《只缘身在此山中》诗文歌曲《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论文集《诗人的时空》散文集《星湖散记》《早缔良缘》《秋水无尘》1979年《咖啡时间》其他英译本《Sleepless Green Green Grass》人权书籍《生或死》
朵思
朵思（1939年8月4日－），本名周翠卿，日本名吉川光子，另有笔名韵茹、周炎铮、纪清，嘉义市人，台湾女诗人[1]。朵思的生平 朵思出生于医生家庭。1953年，十四岁时就在《公论报》副刊发表小说。1955年，十六岁，在《野风》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作〈路灯〉。1956年进入嘉义女中高中部，次年因病休学，入文坛函授学校小说班，投稿《当代文艺》，结识主编毕加。1958嘉义女中毕业，因与父亲决裂，无心升学，后离家出走南下投奔毕加。1960年3月，与毕加于高雄左营完婚，育两男一女。1961 《创世纪》诗刊、香港《好望角》期刊借朵思左营的家为联络地址，与画家冯锺睿、小说家张放比邻而居，纪弦、尼桑、白萩、白浪萍、朱桥等文人曾南下访谈。1962年2月，母殁。1979年父殁，同年9月年加入创世纪诗社，长期在诗坛活跃。[2] 2014年1月朵思发表新诗〈梦境低语〉纪念于2012年在南非德班猝逝的罗英[3]。朵思的作品 1963年4月出版其第一本诗集《侧影》，多年后才出版《窗的感觉》（1990年）、《心痕索骥》（1994年）、《飞翔咖啡屋》（1997年）、《从池塘出发》（1999年）、《曦日》（2004年）等等诗集，还有儿童诗《梦中音乐会》。另外还有长篇小说《不是荒径》（1969年）、短篇小说集《紫纱巾和花》（1983年）等，以及散文集《斜月迟迟》（1982年）、《惊悟》（1987年）等。 [4] 参考 ^ 作家小传. 台北文学馆. [2015-03-01] （中文（台湾））. ^ 文学年表. 台北文学馆. [2015-03-01] （中文（台湾））. ^ 朵思. 梦境低语 － 悼女诗人罗英. 《自由时报》. 2014-01-22 [2014-01-23] （中文（台湾））. ^ 莫渝. 《台湾诗人群像》. 台湾: 秀威资讯. 2007-05-01. ISBN 9789866909634 （中文（台湾））.
陶里
白萩
大荒
管管
向明
方宽烈
李魁贤
李魁贤（1937年6月19日─），台湾诗人、文化评论人、翻译家，曾在2001年、2003年、2006年三度获印度国际诗人协会推荐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诗作被翻译并在日本、韩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希腊、美国、西班牙、蒙古等国发表。 李魁贤生平 籍贯台北县淡水镇，1958年自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现台北科技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1964 年于教育部欧洲语文中心主修德文结业；1985 年获美国 Marquis Giuseppe Sciencluna 国际大学基金会颁授荣誉化工哲学博士学位，2010年获国际作家暨艺术家协会（International Writers and Artists Association, IWA）颁发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1953年开始发表诗作，作品以散文为主，也包括评论、翻译、短篇小说等，李魁贤无论诗作或散文，都以批判性见长。李魁贤曾任台肥公司南港厂值班主管、制法工程师以及工场副主任（1960 ～1968），后来从事专利代办业务（1968～2003）；创立名流企业有限公司（1975～2003）、 名流出版社（1986～1989）和名流专利事务所（1987～1988）；担任发明杂志主编（1969～1971）、发明天地杂志社长（1974～1975）、台湾省发明人协会常务理事（1977～1986）、发明企业杂志发行人（1979～1987）。李魁贤的经历 台湾笔会副会长（1987～1989）、理事（1989～1994）、会长（1995～1996）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人文讲席（2001）淡水文化基金会董事（2001～2005）台湾北社社务委员（2001～2002）、副社长（2002～2003）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2001～2004）、董事长（ 2005～2007）国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2006～2007）。所获奖项 1967 年 优秀诗人奖1975 年吴浊流文学奖新诗奖1975 年 中山技术发明奖1976 年 英国国际诗人学会杰出诗人奖1978 年 中兴文艺奖章诗歌奖1982 年 意大利艺术大学文学杰出奖1983 年 比利时布鲁塞尔市长金质奖章1984 年 笠诗评论奖1986 年 美国爱因斯坦国际学术基金会和平铜牌奖1986 年巫永福评论奖1993 年 韩国亚洲诗人贡献奖1994 年 笠诗创作奖1994 年 荣后台湾诗奖1998 年 印度国际诗人年度最佳诗人奖2000 年 印度国际诗人学会千禧年诗人奖2001 年赖和文学奖2001 年行政院文化奖2002 年 印度麦氏学会（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诗人奖2002 年 台湾新文学贡献奖2004 年吴三连奖新诗奖2004 年 印度国际诗人亚洲之星奖2005 年 蒙古文化基金会文化名人奖牌和诗人奖章2006 年 蒙古建国八百周年成吉思汗金牌、成吉思汗大学金质奖章和蒙古作家联盟推广蒙古文学贡献奖2011 年 真理大学台湾文学家牛津奖 李魁贤的文学作品 《灵骨塔及其他》（1963 年）《枇杷树》（1964 年）《南港诗抄》（1966 年）《赤裸的蔷薇》（1976 年）《李魁贤诗选》（1985 年）《水晶的形成》（1986 年）《永久的版图》（1990 年）《祈祷》（1993 年）《黄昏的意象》（1993 年）《秋与死之忆》（1993 年）《里尔克诗集》（全三册，1994年）《温柔的美感》（2001 年）《李魁贤诗集》（全六册，2001 年）《李魁贤文集》（全十册，2002年）《李魁贤译诗集》（全八册，2003年）《欧洲经典诗选》（全25册， 2001~2005年）《台湾诗人选集 25：李魁贤集》（2008 年）《安魂曲》（2010 年）《秋天还是会回头》（2010 年）《我不是一座死火山》（2010 年）《我的庭院》（2010 年）《千禧年诗集》（2010 年）《台湾意象集》（2010 年）《轮盘》（2010 年）《灵骨塔及其他 — 增订本》（2010 年）《名流诗丛》（全18册，2010～2013年）《人生拼图——李魁贤回忆录》（2013年）参考资料名流书房—李魁贤档案台湾诗走国际—诗人李魁贤
邵燕祥
张默
张默（1931年2月7日－），台湾诗人，本名张德中，是创世纪诗社的其中一位创办人。张默的经历张默于1931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孙家湾，1949年自南京经上海前往台湾。1950年加入中华民国海军，并开始学习现代诗。1954年10月10日他和洛夫、痖弦在高雄市左营区成立“创世纪诗社”，并出版《创世纪诗刊》。1964年出版个人第一本诗集《紫的边陲》，并曾经是《中华文艺》月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