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
乐府
乐府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乐府基本信息乐府是自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机构，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后人统称为汉乐府。后来乐府成为了一种诗歌体裁 .(1976年在秦始皇陵区出土了一件钮钟，上书错金铭文：“乐府”，2000年在西安秦遗址出土“乐府承印”封泥一枚，进一步肯定了这一史实，而非始于汉武帝时期。） 乐府是汉代封建王朝建立的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乐府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唐代诗人作乐府诗，有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塞上曲》《关山月》等，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 乐府两汉乐府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公布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诗主要是以上两种。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于朝廷内外。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录乐府古辞，其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至梁沈约编纂《宋书》，其《乐志》收录两汉乐府诗尤为众多。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有的作于庙堂，有的采自民间，像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文人也曾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歌诗28家，314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可以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 乐府历史演变秦﹑汉间的乐府建置乐府建置始于秦代，与“太乐”并立﹐分属内廷掌管﹐根据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1977年始皇陵出土的错银“乐府”钟。梁刘勰、唐颜师古﹑宋郭茂倩及郑樵，皆据《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说，把“乃立乐府”解释为始创乐府的建置。宋王应麟﹑清何焯等曾据汉惠帝二年的史料提出异议。实则《史记·乐书》与贾谊《新书》亦早有武帝以前的有关乐府记述。今人以为乐府始创于秦，汉初因袭之；汉武帝立乐府，应解释为乐府机构的大规模扩建。 哀帝罢乐府与晋﹑隋间的太乐乐府公元前7年﹐汉哀帝裁撤乐府官，下诏：“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对于这一史实，有“罢(停办)”、“省(精简机构)”两种解释。《汉书·礼乐志》明确记述：当时的乐府员工，经过裁减，余下47%，并入太乐机构。晋﹑隋间﹐有“太乐乐府”之名；《隋书·音乐志》郑译乐议讨论“三声并戾”﹑“三声乖应”问题，前称乐府，复称太乐，可见这一时期乐府与太乐仍为同一机构。唐代在太乐署之外，无乐府之名，另设教坊与梨园。此后就不再有乐府机构的设施。 乐府与雅﹑俗乐的关系汉初乐府令夏侯宽为《安世乐》“备其箫管”，属雅乐的礼仪活动，其乐实为当时民间俗乐的“楚声”。武帝时，李延年更用大量的民间俗乐从事郊祀礼仪活动。晋﹑隋间太乐乐府用“清商音律”。至唐代，太乐署仍然兼管雅﹑俗乐。这些史实说明中古以前，太乐或乐府作为音乐机构与它们所管理的音乐之间，并无严格的雅﹑俗界限。太乐或乐府作为宫廷机构，所掌音乐的种属往往与君主的好恶有关。君主中有为的创业者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思想豁达，不拘泥于雅﹑俗之见的；隋文帝有所偏颇，但他所提倡的“华夏正声”，实为南朝“清商乐”，不过是以前代俗乐为雅乐罢了。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以为太乐掌雅乐而乐府掌俗乐的分立二署之说，是宋代以后雅﹑俗异流思想的反映，实以后代制度推论前事。 乐府与乐府诗词音乐文学的史料中以乐府借称乐府诗词，已成通例，最是出现这种用法的是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第七》。至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用乐府二字来概括入乐的诗歌。再晚，某些文人将套用歌词体式的不入乐的诗﹑词﹑曲亦皆名之为“乐府”，则是名词的混用了。
墨者
墨者大都信奉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的核心思想，同时又有作战能力，以墨家钜子(墨家掌门人)为核心结成准军事组织，墨门子弟必须听命于巨子，为实施墨家的主张，舍身行道。 墨者们试图在人间创造一个“兼爱”互利的理想国，在兴盛之时，就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攻讦。 秦统一后，禁绝私学，“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西汉初年，崇尚黄老之学，墨学在局部地区和民间有所复苏，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法、道、阴阳诸学都被儒学所吸收或改造，只有墨学在此后的岁月里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备受打击，在近2000年中华历史上被沦为绝学，墨者随之也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於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於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尚贤 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尚同 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天志 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藉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 非命 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於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节用 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节葬 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反对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後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墨者分为，墨侠，墨客，墨匠三种。 墨侠为武者，分为日，月，星三种，一为以攻代守，二为以守带攻，三为攻守兼资。 墨客就是后来的写手，但墨者与众不同，墨者与儒家为敌，墨家善于写鬼怪玄幻一派。 墨匠，墨家科技的集大成者，最早的科学家。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裴松之生平裴松之为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孙子
孙子，名孙武，春秋末期军事家。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著有《孙子兵法》。孙武，字长卿，前544-前470年，汉族，齐国（今山东省惠民县）人。是兵家流派的代表人物。曾祖、祖父均为齐国名将。他自幼喜研兵法，颇有心得。在其18岁时，因齐国内乱不止，他深感无用武之地，便离开齐国去往吴国。 孙子的先祖为陈完，陈厉公之子，妫姓，氏陈。陈厉公兄陈恒公之少子林杀厉公而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交好，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素闻陈完之才学，欲使为卿。陈完以“羁旅之臣不可当高位”为由婉拒。后齐桓公命陈完为工正（掌管百工）。陈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陈氏为田氏，故他又被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原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姓“孙”氏。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史称“四姓之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在诸侯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伍子胥先后七次向吴王推荐孙武，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孙子晋见吴王，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80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将军。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子思
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生于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子思生平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生于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 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不详其生卒年。按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子思思想《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 《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吼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 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 《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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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周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槐树镇）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经学大家、官员。幼贫丧父，少读典籍，精研六经，颇晓天文，为蜀地大儒之一，门下有陈寿、罗宪等学生。诸葛亮做益州牧时，任命他做劝学从事。诸葛亮死后，谯周前往奔丧，虽然朝廷随后下诏禁止奔丧，但谯周仍因行动迅速而得以到达。刘禅立太子时任命他做太子仆，调令家令，之后迁任中散大夫，光禄大夫。在蜀汉任官时期，一向以反对北伐战略而闻名。见姜维多次北伐而虚耗蜀汉国力，因而不满，著《仇国论》力陈北伐之失。炎兴元年（263年），魏国三路伐蜀，谯周因劝刘禅投降，被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散骑常侍。司马炎称帝后，征召谯周入洛阳为官，谯周无奈之下带病前赴洛阳，不久病死。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