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
汤
舜
楚辞
百里杜氏
景差
景差[cuō]（前290年—前223年），芈姓，景氏，名差，战国时期楚国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唐勒同时以赋见称，主要作品有楚辞《大招》。
曾子
曾子（前505年－前435年），姒姓，曾氏，名参（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读shēn，一读cān） ，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一说山东嘉祥）人 。春秋末年思想家，儒家大家，孔子晚年弟子之一，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夏禹后代。 其父曾点，字皙，七十二贤之一，与子曾申同师孔子。倡导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曾子参与编制了《论语》、撰写《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周考王六年（公元前435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世尊为“宗圣”，成为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仅次于“复圣”颜渊。
孔子及弟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今河南），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
庄子及门徒
晏婴
晏婴（前578－前500），字仲，谥平，又称晏子，汉族，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其父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晏婴的诗词、作品 相关资料生平作者：佚名 晏子（公元前578年—公元前500年），名婴，字仲，习惯上多称平仲，春秋时齐国莱地夷维人（今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春秋后期齐国的国相，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忧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候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晏婴之父晏弱死后，晏婴继任齐卿，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的卿相，辅政长达60余年。晏子甚是睿智，爱民，不辱使命；为春秋时期的人才之一。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其封地为晏城，在今山东省齐河县晏城镇。 晏婴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善于辞令，使楚时曾舌战楚王，维护国家尊严。内辅国政，屡谏齐君。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 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予观古人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飘然，有以自立。”
谷梁赤
谷梁赤，战国经学家。名或作喜、寘、俶，字子始，山东省菏泽定陶人。相传为子夏弟子。治《春秋》，初仅口说流传，至谷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乃为经作传，称《春秋谷梁传》。谷梁赤的诗词、作品虞师晋师灭夏阳郑伯克段于鄢 相关资料介绍作者：佚名 谷梁赤是子夏的学生，子夏晚年居家著书授业，离谷庄颇近。后谷梁学成，封鲁为吏，著书立说。 其直系后人当在曲阜一带。到汉初刘邦祭孔时，申请回原曹国故里棠林坡一带，子孙以衍数万。其说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至西汉时才写成《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亦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为今文经学派著作，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体裁与《公羊传》相近，以问答形式解经，侧重传《春秋》之“义理”，持论比《公羊传》平正，是研究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影响作者：佚名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荀况
荀况即荀子（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汉族，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县）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姜子牙
姜子牙，姜子牙（？—约前1015年），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又称太公望、师尚父、吕望、吕尚。商末周初政治家、军事家、韬略家，周朝开国元勋，兵学奠基人。垂钓于渭水之滨，遇见西伯侯姬昌，拜为“太师”（武官名），尊称太公望，成为首席智囊，辅佐姬昌建立霸业。周武王即位后，尊为“师尚父”，成为周国军事统帅。辅佐武王消灭商纣，建立周朝，灭商后受封于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为齐国开国之君。辅佐执政周公旦，平定内乱，开疆扩土，促成成康之治，周康王六年，病逝于镐京。后世推崇备至，历代皇帝和文史典籍尊为兵家鼻祖、武圣、百家宗师。唐肃宗时期，追封武成王，设立武庙祭祀。宋真宗时期，追谥昭烈。
曾参
曾子，姓曾，名参(zēng shēn ，前505年－前435年)，字子舆，汉族，春秋末年生于鲁国东鲁（山东临沂平邑县），后移居鲁国武城（山东济宁嘉祥县）。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的思想道德修养。著述《大学》、《孝经》等，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孔丘
孔丘即孔子，【公元前551年（庚戌）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华夏族，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祖籍为宋国（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贵族。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主要思想主张：“仁”（孔子的思想核心）、“德”（以德教化人民）、“礼”（以礼治理国家）。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
孙武
孙武，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 。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公孙龙
公孙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字子秉，华夏族。东周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生于赵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名家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能言善辩，曾为平原君门客。他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公孙龙的诗词、作品公孙龙子 相关资料生平作者：佚名 战国时期赵邯郸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名家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为《公孙龙子》，西汉时共有14篇，唐代时分为三卷，北宋时遗失了8篇，至今只残留6篇，共一卷。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是《白马论》和《坚白论》，提出了“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论点，是“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与他齐名的是另一名家惠施。早年经历 赵惠文王六年（前293年），封公子赵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喜好名家论辨之言，公孙龙遂为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平原君厚待公孙龙”。 赵惠文王十五年（前284年），燕昭王欲攻齐国，公孙龙带领弟子，从赵国赶到燕国，力图劝其“偃兵”。燕王满口答应，公孙龙却表示不可相信，说道：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而今“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他用这种“循实则名”的方法猜透了燕王的真实用心，使燕王无言以对。（事见《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应言》） 十六年（前283年），秦国与赵国盟会缔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答应相互援助。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此事告知平原君。公孙龙向平原君建议说：赵也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赵国想援救魏国，秦国却攻打魏国，是秦国首先违背了盟约。（事见《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淫词》） 十九年（前280年），公孙龙又与赵惠文王论偃兵之事。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并指出赵惠文王当秦得地而缟素布总，齐亡地而加膳置酒，并不真正具有兼爱之心，故不能行偃兵之实。（事见《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审应》） 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年），秦兵攻赵，围邯郸。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信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虞卿为平原君向赵王请封。公孙龙连夜驾车入见平原君，认为此举甚不可行，指出“王举君而相赵，割东武城而封君者”并不是因为平原君的才智能力为赵国所独有的，而是因为平原君是赵王亲戚的缘故。而“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即计国人之功于亲戚名下。因此建议平原君不要受封，平原君听从了公孙龙的建议，并由此对其益加看重。（事见《战国策·赵策三》）生平履历 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79年至前248年间，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 《吕氏春秋·淫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信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白马非马作者：佚名 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互相争鸣。赵国平原君门客公孙龙作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因其《白马论》问世，使得公孙龙以诡辩著称。 据说当时赵国一带的马匹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批战马死亡。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道：“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反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 公孙龙于是娓娓道来：“‘‘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其他颜色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关吏越听越茫然，被公孙龙这一通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和白马都过关去了。 “白马非马”这个中国哲学史上的著名命题，便由这个故事而来，《公孙龙子》中有一篇《白马论》，论述的正是这个命题。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令他蜚声远扬。有一次，孔子的六世孙、儒家孔穿路过赵国，专程到平原君处找公孙龙辩论。 孔穿对公孙龙说：“向来听说先生道义高尚，早就愿为弟子，只是不能同意先生的白马不是马的学说！请你放弃这个说法，我就请求做你的弟子。” 公孙龙回答说：“先生的话错了。我所以出名，只是由于白马的学说罢了。现在要我放弃它，就没有什么可教的了。”接着公孙龙又批评孔穿的求学态度：“想拜人家为师的人，总是因为智力和学术不如人家吧；现在你要我放弃自己的学说，这是先来教我，而后才拜我为师。先来教我，而后再拜我为师，这是错误的。” 他又接着引经据典地说：“白马非马的说法，也是仲尼（孔子）所赞同的。”孔子所赞同的，你孔穿还能不赞同吗？ 公孙龙对孔穿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楚王曾经张开繁弱弓，装上亡归箭，在云梦的场圃打猎，结果把弓弄丢了。随从们请求去找。楚王说：“不用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寻找呢？”仲尼听到了说：“楚王的仁义还没有做到家。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了去就是了，何必要说楚国呢？”公孙龙评论道：照这样说，仲尼是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人们肯定仲尼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说法，却否定我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的说法，这是错误的。 末了，公孙龙又总结说：“先生遵奉儒家的学术，却反对仲尼所赞同的观点；想要跟我学习，又叫我放弃所要教的东西。这样即使有一百个我这样的人，也根本无法做你的老师啊！”孔穿无法回答。 赵孝成王十年（前256年），阴阳家邹衍替齐国出使赵国，平原君向其请教“白马非马”论，邹衍于是对公孙龙进行了批驳，认为他“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有害于大道。从此以后，平原君便绌远了公孙龙，公孙龙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后五年（前251年），平原君卒。次年（前250年），公孙龙亦卒。
尉缭
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尉缭的诗词、作品尉缭子 相关资料军事思想作者：佚名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 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 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吕不韦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1-3] 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储君嬴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前249年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专断朝政。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担心被诛杀，于是饮鸩自尽。
孔伋
孔伋（前483-前402），战国初期鲁国人，姓子，氏孔，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孔伋的诗词、作品中庸 相关资料生平作者：佚名 孔伋，字子思，祖籍河南省商丘，生于公元前483年（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卒于公元前402年（周威烈王二十四年），终年八十二岁。与孔子、孟子、颜子、曾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因此旧时以子思、孟子、颜子、曾子配祀孔子于孔庙，所以又与孟子、颜子、曾子并称“四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据说他曾师事曾参，孟子是其再传弟子，又据《孟子》中记载：子思曾被鲁缪公、费惠公尊为贤者，以师礼相待，但终未被起用。
周公旦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