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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人

  • 周公旦

    周公旦

    周公旦,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1]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 吴起

    吴起

    吴起,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一说山东省曹县东北)人。吴起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仕鲁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魏文侯的霸业;仕楚时主持改革,史称“吴起变法”,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杀吴起。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 黄石公

    黄石公

    黄石公(约公元前292年――前195年),齐国人(今山东淄博)。据宋人罗沁《四皓辩》史记,黄公石,又名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因避秦时苟政暴虐,曾隐居湖北谷城黄石山,世称黄石公,后又在太湖夏黄修道,故曰夏黄公,简称“黄公”。 黄石公生平黄石公原在庄襄王中担任股肱大臣,辅佐幼帝有功。后在帝国皇宫中被收为门客谋臣,是专门研究兵法的大学士,曾用名“方衍”。宰相吕不韦主编的古代百科全书式著作《吕氏春秋》中“论威”、“决策”、“三略”等诸篇兵法,都是黄石公撰写。后受吕不韦与秦皇逼交《太公兵法》之害,又看透他们狼狈为奸的暴政手段,才弃仕与另三位大臣一道归隐商山,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山四皓”之称呼。

  • 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是继姜尚之后一位承上启下的著名军事家,曾率齐军击退晋、燕入侵之军,因功被封为大司马,子孙后世称司马氏。后因齐景公听信谗言,司马穰苴被罢黜,未几抑郁发病而死。由于年代久远,其事迹流传不多,但其军事思想却影响巨大,司马迁赞曰:“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时代与身世】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陈完)的苗裔,齐田氏家族的支庶。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大夫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即委任穰苴为将军,率兵去抵御燕、晋之师。 穰苴向齐景公说,自己平素卑贱,骤然间被提拔为将军,"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景公派一名贵臣做监军,景公即委派了宠臣庄贾。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中午,在军门会面。第二天,穰苴早到军中,立木表,设漏壶,专候庄贾。庄贾平日骄纵,现既任为监军,亲戚左右欢送,留他宴饮,迟至日暮,他才姗姗来到军中。穰苴责问他迟到原因,他说因为有大夫亲戚相送,所以来迟。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依军法当斩。庄贾害怕,急派人驰报景公。使者未及返回,穰苴已斩了庄贾。三军为之震栗。景公使者持节来救庄贾,驾车驰入军中。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随后问军正:随便驰入军中犯什么罪?军正说:"当斩!"使者听到害了怕。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遂斩了车夫,砍去车左边的立木,杀了最左边的那匹马,向三军宣示。并派人向景公报告处罚结果。穰苴在军中亲自过问士卒的生活、饮食、住宿条件,照顾生病者,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士卒欢迎。晋、燕之军闻风退走。穰苴指挥部队追击敌兵,顺利地收复了失地。回国后,受到景公重用,任大司马之职,故后人称司马氏,称他为"司马穰苴"。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他们向景公诬陷穰苴,景公免了穰苴的官。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有兵法著作流传后世。陈田苗裔中精通兵法的著名的有司马穰苴和孙武,在齐国有司马氏,如重臣司马悍应该是司马穰苴后人,齐国的孙武曾迁居吴国,后人孙膑又返回。【受命于危难之际】公元前547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齐庄公因为与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竟被崔杼杀死,于是齐国国政掌于崔杼之手。国不可一日无君。崔杼乃立齐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齐国国君,是为齐景公。齐景公是姜齐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七年。这五十余年间,是春秋历史上风云变幻、雄才辈出的时期。老子此时已经完成了他的《道德经》五千言,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道家学说;孔子正凄凄惶惶游说列国,推销其治国安邦之策;“兵圣”孙子也已经诞生,或者正在吴国郊外著书立说……就在孙子尚未崭露头角之前,田穰苴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继管仲之后对齐国兵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本姓田,名穰苴。田氏家族在齐国是名门望族,田氏家族的老祖宗叫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齐桓公时,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为避祸跑到了齐国,改姓田氏。田完的后代中,有的姓田,有的恢复本姓陈,所以,齐国的陈氏与田氏实出一宗。齐庄公时,田完的后代田桓子甚有宠,位高权重。齐景公即位后,田桓子又深受景公的信任,其家族亲信遍布朝野,在齐国形成了强大的家族势力。田穰苴虽然也属于田氏宗族,但并非田氏嫡出,与田桓子一支较为疏远,故而名为田氏后裔,却在田氏宗族中地位低下,实与一般平民无异。若不是晋国和燕国入侵,若不是相国晏婴的举荐,田穰苴是很难脱颖而出的。齐景公虽有王霸之心而无王霸之才,在位期间贪图淫乐,不恤民力。他为了满足享乐需求,对人民盘剥无度,农民的收成要上交三分之二的重税,以至民不聊生、众怨沸腾。作为齐国邻邦的晋国、燕国见齐政日坏,以为有机可乘,遂先后入犯。晋军侵犯齐国的阿、甄两邑,燕军则一路打过齐国境内的黄河,齐军大败,齐都临淄顿时岌岌可危。齐景公在此危难之际,早已束手无策。幸好朝中还有个贤相晏婴,个子虽然不高,见识却极高明。他建议齐景公用田穰苴为将,说:“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田氏庶孽,即田氏庶出的子孙。齐景公闻言大喜,忙召来田穰苴,“与语兵事,大悦之。”遂任命田穰苴为将军,令之率军抵御晋、燕的入犯。在晏婴举荐田穰苴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本来,齐国有个名将叫田开疆,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曾率齐军大败徐军于蒲隧,杀徐国大将嬴爽。徐国国君大惧,忙遣使至齐求和。附近的小国郯、莒等国君皆来朝见齐景公,尊之为霸主。除了田开疆,齐景公手下还有两个壮士,一叫古冶子,一叫公孙捷,与田开疆并称“三杰”。相传古冶子曾入水斩鼋,公孙捷曾赤手杀虎,都对齐景公有救驾之功,因而被齐景公视为亲信。不过,这三人仅有匹夫之勇,自恃曾立大功,趾高气扬,目中无人,连相国晏婴也不放在眼里。而且,他们在齐景公面前也无所顾忌,不由让齐景公心生畏惧。于是,晏婴建议齐景公除掉这三个人以绝后患,齐景公畏首畏尾地说:“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婴早已成竹在胸。他请齐景公派人给“三杰”送去两个桃子,让“三杰”中功劳最大的两个人食桃。三人分二桃,必然有一人得不到桃子。当然,吃不到桃子无所谓,但事关功劳大小和荣誉名声,三人当然争了个不可开交。最后竟先后都自杀了。这就是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诸葛亮喜欢吟咏的《梁甫吟》说的就是此事:“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者,相国齐晏子。”当初章士钊曾将“二桃杀三士”解释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让鲁迅抓住把柄,一顿冷嘲热讽,弄得章士钊好一段时间灰头灰脸。这是题外话。“三杰”死了,敌兵来了,晏婴这才向齐景公推荐田穰苴。假若“三杰”尚在,晋、燕大军入侵,领兵御敌自然非“三杰”莫属,恐怕不会有田穰苴出头的机会。清人蔡元放评论此事说:“晏子之果于去此三人,亦为先有一穰苴在意中,可以当用兵之任耳。不然,图伯而自杀勇士,宁非失计?”在强敌入境、国无良将之时,田穰苴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了。一介庶民,一下子做了将军,到底能否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齐国朝野上下都在拭目以待……【文能附人武能驱敌】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是唐王朝举全国之力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关头,统治者急切需要在武学兵林中树立一尊最高偶像来振奋民众的精神,鼓舞军队的士气。于是,兵学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武圣人”的宝座,“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地位与“文宣王”孔子相颉颃。同时,朝廷又从历代名将中遴选出“十哲”,进入“武成王”庙中配享。春秋后期齐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司马穰苴荣幸地入选“十哲”之列,成为与白起、韩信、诸葛亮、孙武、吴起等兵家风云人物齐名的“亚圣”。司马穰苴的入选并非事出偶然,浪得虚名,实因其卓越的兵学造诣而备受后人推崇。当年,他曾以治军的高明和率师逼退燕、晋联军而闻名天下,更以撰写著名兵书《司马法》一书而惠泽后世,齐国名相晏婴盛赞其“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真正使司马穰苴进入一流兵学家行列的,并不是他执法如山、立斩违犯军纪的监军大臣庄贾的壮举,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来犯敌师望风而逃的手笔,单凭这些,并不具备在“武成王”庙做陪祭的资格。司马穰苴之所以英名彰显,傲领风骚,根本原因在于他整理总结了古司马兵法,即所谓“自古王者皆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新的兵学体系,“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部兵法,代有传播,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于当时的武学,成为将校必读之书。如果说,《孙子兵法》所体现的是“狭义的军事艺术”,即论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马穰苴的《司马法》所反映的就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即讨论的命题涉及到军事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保障、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队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带有明显的条令条例与操典的性质,为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的规则。二者可以形成互补,无《孙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艺术,打仗便失去了种种悬念,层层变数;无《司马法》的规整用兵法则,打仗便没有了一定之规和最后底线,也就不能“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穰苴的兵学理论与孙子的兵学思想相比,是毫不逊色、各有千秋的。这正是司马迁之所以欣赏《司马法》,称道其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缘由。司马穰苴的兵学体系博大精深,而有关治军的理论阐述,则是其整个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军的规律,这就是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司马法·天子之义》)。其根本宗旨,是要区分治军与治国的不同,要清醒地认识到两者虽都沾着一个“治”字,但彼此的差异性却是客观存在,千万不可任意混淆趋同。在司马穰苴的眼中,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万万不能搬用于军队。同样的道理,军队的法令条例也不能移作治国的工具。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在军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释,兵车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统治者心血来潮,混同两者的区别,必定会既在治国上捅漏子,又在治军上摔跟头,“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说,如果把军队的管理方法应用于国家、朝廷,民众就会变得暴戾刚狠,温情脉脉的礼让风气就会废弛;反之,倘若将国家、朝廷的礼仪规章贯彻于军队,军人就会变成一群温驯的绵羊,尚武勇迈的精神就会被削弱乃至消失。应该说,司马穰苴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军队建设与管理的规律与特点,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西汉时期的名将周亚夫整肃军容,严明军纪,以致细柳营军门挡住汉文帝的车驾,就是借鉴“国容不入军”的思想、并运用于治军实践的显著事例。“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语言虽然朴素平白,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司马穰苴道出的不仅是治军的基本要领,更是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表述,便是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具有适用性。历史上,违背司马穰苴区分“国容”与“军容”的忠告,不分场合,不分条件,不分对象,用一个模式对待和处理复杂的事物,结果导致破绽百出,甚至全盘皆输的,可谓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如当年诸葛亮起用马谡心切,拔苗助长,将本是优秀参谋之材的马谡摆放到北伐前敌总指挥的位置上,混淆了参襄军务与独当一面的本质区别。结果呢,“置将不慎,一败涂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暂且不说,也害得本来可以成为优秀辅弼之才的马谡身败名裂,抱憾终天。由此可见,避免一锅煮,防止简单化,说来容易做来难。司马穰苴能够清醒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这样高明的原则,多少表明他是真正参悟到用兵治军的奥妙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穰苴才受到后人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区别矛盾、不同对待的思想方法,也始终为人们提供着智慧的启迪和文化的借鉴。【斩庄贾以立军威】田穰苴也知道,他虽出身于田氏望族,但属于庶出之子,毕竟不同于田氏家族中的达官显贵。而且,他从来没有带兵的经历,如今一跃成为三军统帅,肯定难以服众。作为将帅,如果部下不服,如何指挥作战?所以,对田穰苴来说,其当务之急不是带兵出征,而是立威以服众心。田穰苴自然有他的办法。他对齐景公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其意思是,他一向出身微贱,蒙齐景公从市井中发现了他并委以重任,位在大夫之上,不仅士卒不会死心踏地地听其指挥,朝中的大臣也不信任他。人微权轻,是无法带兵出征的,因此他希望齐景公派一个宠臣到军中做监军,这样才能压得住阵角。对齐景公来说,派个宠臣做监军,正中其下怀:一来可以作为国君的耳目,随时向他报告军队的情况;二来可以以朝中权贵的身份助出身微贱的田穰苴一臂之力。所以,齐景公不假思索便答应了。齐景公有个最宠爱的佞臣叫庄贾,此人天天在齐景公身边“工作”,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满朝大臣都对他礼让三分,可谓“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于是,做监军这个“光荣”的使命便落到了庄贾的头上。田穰苴辞别齐景公时,顺便与庄贾相约:“我们明天中午到军营大门会面。”庄贾漫不经心地答应了。次日晨,田穰苴先到军中,集合部队,“立表下漏”以待监军庄贾。那时没有钟表,计时有两个方法,一是在室外的空地处立下标杆,根据日影来计时;一是用漏壶根据其漏水的量度来计时。田穰苴两种方法都用,为的是看庄贾是否准时,其用心也可概见了。田穰苴知道,像庄贾这样的花花公子,一向自由散慢惯了,哪里知道军中的法纪?再加上他正受齐景公宠信,又身为“监军”,必不会将田穰苴的话放在心上,岂会按时来会?他若能按时赶到军中,不妨就让他代表齐景公,帮助自己威慑军中将士;他若不能按时赶到,正好用他的人头来申明军纪。大敌当前,不行诛杀,便难以立威。果然,庄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设宴为之送行,他喝了个不亦乐乎,早将田穰苴“日中会于军门”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中午一过,田穰苴立即下令,将标杆放倒,将漏壶撤掉,向士卒们申明纪律,然后收军回营,坐等庄贾前来受死。直到傍晚,庄贾才醉醺醺地来到军中。田穰苴问:“你为什么迟到?”庄贾醉意朦胧地说:“我的亲戚朋友们设宴为我送行,所以我就留下喝酒了。”田穰苴大怒,道:“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说完,田穰苴召负责军法的军正问道:“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意思是按军法对迟到者该如何处置?军正回答道:“当斩!”田穰苴立即喝令将庄贾推出斩首示众。庄贾万万想不到田穰苴会来真格的,顿时酒也醒了,冷汗也出来了,吓得浑身筛糠。庄贾的手下见庄贾性命悬于一线,知道能救庄贾的唯有齐景公,遂飞驰入朝,向齐景公报信。齐景公闻讯也大吃一惊,急忙遣使者持节杖到军中赦庄贾之罪。然而来不及了,等使者赶到的时候,庄贾早已人头落地。三军之士见田穰苴毅然砍下了齐景公的大宠臣庄贾的头颅,并将庄贾的脑袋挑在竹竿上示众,均吓得两股战栗。齐景公的使者乘坐三驾马车到来后,传达齐景公的旨意,田穰苴威严地回答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使者还想啰嗦,田穰苴厉声问军正:“军营中不能跑马。今使者在军营中奔驰,该当何罪?”军正回答:“当斩!”使者闻言,生怕自己成了庄贾第二,顿时吓得面无人色。田穰苴道:“国君的使者不可杀之。”乃令将使者的马夫斩首,将马车左边的马杀死,并砍下马车的左驸(马车左边的立木),算是代替对使者的处罚。然后,田穰苴令使者回朝,向齐景公说明这一切。使者保住了性命,狼狈而逃,回朝中向齐景公复命去了。三军将士见状,皆领教了这位田穰苴将军的厉害,不禁对田穰苴肃然生畏。【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家们都有一个共识,这就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乃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孙子的某些见解,就源于田穰苴的军事思想。如“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即出自田穰苴之口。孙子将这句话写进了《孙子兵法》,遂使之成为军事格言而妇孺皆知。田穰苴的带兵实践,又说明作为一个军事家,其“善之善者”乃“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穷兵黩武、杀人盈野。凭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凭的是军容,凭的是装备,凭的是士气,凭的是道义,凭的是天时地利,凭的是人力物力,凭的是将帅的运筹帷幄,凭的是士兵的勇敢善战……总之,凭的是实力!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才能使敌人望而生畏,才能使敌国不战而服。田穰苴治军,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立威,一是施恩,恩威并用,执法严明。他杀庄贾之后,三军将士对他既畏且服。之后,他开始施恩了。司马迁记载说:“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穰苴)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意思是田穰苴对于士卒的营房和饮食以至生病医药之类的事都非常关心,亲自检查、询问,并将自己的粮食俸禄拿出来分给士卒,自己分到的粮食是全军中最少的。先人后己,身先士卒,这是何等可贵的品质啊!这也难怪,当田穰苴准备与敌人开战时,连生病的士兵也要求上阵了。三军之士无不奋勇当先,“争奋出为之赴战”。有既爱兵如子又赏罚分明的将军,其部下为之赴汤蹈火,又何辞焉?后来的吴起就从田穰苴这里学会了这一招,也是“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也是“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且,对待生病的士兵,吴起做得更到位,竟亲自为两个生疮的士兵吸吮脓血……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军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也只好在战场上舍命以报了。所以,出战之日,齐军士气极为高涨,以至晋军见状,不战而退;燕军闻讯,渡河而逃……田穰苴麾师追击敌军,夺回阿、甄二城,收复黄河两岸,然后凯旋。田穰苴挟大胜之威,率精悍之军,而且军卒皆唯其号令是从、唯其马首是瞻,这肯定会令齐景公心生忧惧。田穰苴料到这一点,故而在临淄郊外便“释兵旅,解约束”,与三军将士盟誓要忠于齐景公,这才只带几个随从进入临淄城。这下齐景公放心了,对田穰苴的表现颇为满意。为了表彰田穰苴为齐国立下的大功,齐景公特意率朝中大臣们迎出都门,拜田穰苴为大司马。司马一职,为周朝初年所设。《周礼》云:“司马掌五兵。”虽然还不能说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当然是国君),也应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了。田穰苴不仅做了掌握齐国军队的司马,而且还是“大司马”,由此可见齐景公对田穰苴的倚重。田穰苴任齐国大司马后,人们遂以司马穰苴称之。此后,司马似乎就成了他的姓氏了。【遭谗言抑郁以终】齐景公虽然荒淫无度,却也有一样令人称道之处,即能任用贤才。他执政四十余年,文有晏婴为相,武有田穰苴为将,竟使本已日趋衰败的齐国颇有振作之势。内外政事有晏婴和田穰苴撑着,齐景公整日便琢磨着怎么吃喝玩乐。可惜他最宠信的庄贾被田穰苴杀了,一时竟找不到像庄贾那样陪他玩乐的“狎友”,玩起来未免觉得有些不能尽兴。一天,齐景公在宫中饮酒取乐,一直喝到晚上,意犹未尽,便带着随从来到相国晏婴的宅第,要与晏婴夜饮一番。齐景公的随从前去敲门,向晏婴通报:“国君来了。”晏婴忙迎接出门,问齐景公:“国君为何深更半夜来到臣家?”齐景公说:“酒醴之味,金石之声,美妙得很,寡人想与相国一起享受一番。”按说,国君亲自跑来找臣子喝酒,这是臣子莫大的荣耀,是求之不得的事。不料,晏婴却不领情,他板起面孔,对齐景公说:“陪国君饮酒享乐,国君身边自有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份,臣不敢从命。”在晏婴这儿吃了闭门羹,齐景公不免有些下不来台。没办法,国家大事他还要倚仗晏婴,也只好忍气吞声了。离开晏婴的府第,齐景公又想起了田穰苴。于是,君臣一行又来到田穰苴的家中。田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忙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急问:“诸侯得无有兵乎?大臣得无有叛乎?”齐景公笑嘻嘻地说:“没有。”田穰苴佯装不解,又问:“然则昏夜辱于臣家者,何也?”齐景公说:“寡人无他,念将军军务劳苦,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乐,思与将军共之耳。”田穰苴接下来的回答与晏婴的回答如出一辙:“陪国君饮酒享乐,国君身边自有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份,臣不敢从命。”齐景公万万想不到在臣子的家门前竟两次吃了闭门羹,不由意兴索然。左右问他是否回宫,他说:“还是到梁丘大夫家吧。”梁丘大夫名据,是个像庄贾之类的阿谀奉承之徒。听说齐景公来找他饮酒,顿时乐得手舞足蹈,慌忙左操琴、右持竽,口中唱着歌,跑出门来迎接齐景公。齐景公大喜,于梁丘据相携入室,把酒欢呼,喝了个通宵达旦。次日,晏婴与田穰苴都上朝进谏,劝齐景公不应该深夜到臣子家饮酒。齐景公说:“寡人无二卿,何以治吾国?无梁丘据,何以乐吾身?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职,二卿亦勿与寡人之事也。”话虽这么说,敢让一国之君吃闭门羹,齐景公心中毕竟不快。此时,一些善于揣摩齐景公心思的人抓住时机,开始向齐景公进谗言了。本来田氏已经权倾朝野,如今又有个田穰苴一跃而成为掌管齐国军政的大司马,这就不能不让一直敌视田氏家族的鲍氏、高氏、国氏三大家族如芒刺在背。齐国的田氏、鲍氏、高氏、国氏四大家族互有矛盾,以前只是在国君面前争风吃醋,后来是争权夺利,而且日趋激烈。这几大家族中,田氏的势力最为强大。田氏的代表人物田桓子是个有心人,在齐庄公时就开始发展家族势力。至齐景公时,田桓子趁齐景公对民众盘剥无度之机,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来收买人心,赢得了齐国人民的交口称赞。鲍氏、高氏、国氏三大家族见田氏甚得人心,势力迅速臌胀,纷纷向齐景公进谗言,欲驱逐田穰苴以削弱田氏势力。齐景公似乎也预感到田氏势力太盛,便采纳了鲍氏、高氏、国氏的意见,将田穰苴辞退了。田穰苴无辜被免职,未免有些想不开。毕竟,他成为齐国的大司马,并非凭借田氏家族的势力,靠的是自己的才能和军功。如今,他却成了四大家族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这又让他如何想得通呢?人在长期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容易致病。可怜一代卓越的军事家,竟因此抑郁成病、一病不起了。田穰苴抱恨临终之时,一定充满了惆怅与遗憾。本来,在动荡的年代里,正是英雄豪杰挥洒胸中才学、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之机,谁料竟因几句谗言,齐景公便自毁长城,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以致赍志而终。田穰苴死后葬于临淄城郊,其墓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尹家村南,墓高10米,南北25米,东西38米,保存完好。不过话说回来,仅仅因为被齐景公免职,便抑郁成病,田穰苴的气量未免太小。田穰苴虽然死了,但田氏家族的势力并未因此而削弱。而且,由于田穰苴之死,田氏家族与鲍氏、高氏、国氏的矛盾益发不可调和。田穰苴被罢黜,晏婴的态度如何史无记载。可以推测,晏婴对此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爱惜田穰苴之才略,一方面又对田氏势力的尾大不掉而忧心如焚。他也曾向齐景公进谏,请齐景公限制田氏之权势。由此可见,田穰苴被罢黜,晏婴大概没有表示反对。晏婴出使晋国时,与晋卿叔向私下谈起各自国家的政事,晏婴慨叹道:“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之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晏婴的论断。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记载道:“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司马迁此处所记有误,田和不是齐威王,田和自立后,其孙才是齐威王。不管怎么说,齐景公罢免田穰苴,激化了田氏与鲍氏、高氏、国氏的矛盾,反而使田氏加速了夺取齐国政权的步伐,鲍氏、高氏、国氏以及晏氏后来均被田氏所灭。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迁于东海之上。又过了五年,周王朝承认田氏为诸侯,姜齐遂变为田齐,史称“田氏代齐”。【孰是孰非田穰苴】毕竟,田穰苴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2500余年了,若非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篇《司马穰苴列传》,我们肯定会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田穰苴其人。即便如此,也有人不信司马迁的记载,认为司马穰苴实是战国时人。主要问题是,关于司马穰苴的记载太少了,不由人不生疑窦。《史记》全书中,除了不足一千字的《司马穰苴列传》,只有两次提到司马穰苴,一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为司马穰苴作传的理由:“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一是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引用李悝称赞吴起的话:“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其他先秦古籍中提到司马穰苴极少。《战国策·卷十三》倒是有句话:“司马穰苴,为政者也,(齐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就因为这一句话,令后人更加摸不着头脑了。这么说来,春秋时齐国有个司马穰苴,到了战国时期,又出了个司马穰苴。春秋时的穰苴是个兵家,战国时的穰苴则是个“为政者”,即政治家。齐国先后有两个人名叫“穰苴”,历史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史记考证》云:“太史公为司马穰苴传,言齐景公拔以为将,遂以成功,归为大司马。高、国害之,谮而杀之(司马迁明明说田穰苴是发病而死,何来“谮而杀之”?如此“考证”实在奇怪——笔者按),其言甚美,世皆信之。子以《春秋左氏传》考之,未有燕、晋伐齐者也。而《战国策》称司马穰苴‘执政者也’,闵王杀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闵王之臣,尝为闵王却燕、晋,而战国杂说,遂以为景公时耶?《习学记言》曰:‘左氏前后载齐事甚详,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应遗落也。’况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时所无,大司马亦非齐官,迁故称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国。若不考信于左氏者,盖作书之人夸大其辞而迁信之耳。”如此说来,司马迁为之作传的司马穰苴实为战国时人,是司马迁听信误传,将司马穰苴弄成春秋时人了。然而上述“考证”更难以令人信服。司马迁号称“良史”,决不会仅凭道听途说便为一个历史人物立传。而且,司马迁将司马穰苴斩庄贾立威之事描述甚详,《战国策》中仅了了一句话而已。如果说两穰苴实为一人的话,那也一定是《战国策》弄错了。说春秋时并无司马穰苴其人的人还有一个证据,即《左传》对司马穰苴只字未提,更无齐景公时晋、燕军队入侵齐国之事。 但此说亦难服人。《春秋》记事简略,左丘明只是根据《春秋》所记之事加以补充,不能因为《左传》里没有记录的事,历史上便也没有。幸好,晏婴的门人将晏婴的言行整理成《晏子春秋》一书,里面记载了齐景公深夜到司马穰苴家饮酒遭到拒绝一事,可作为《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补充和印证。田氏代齐后,田和的孙子齐威王令大夫整理古时的《司马兵法》,并将田穰苴所作的兵书附于其中,号为《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本人的事迹虽然史书所记不多,但后世诸书引用其兵法中名言者却为数不少。《战国策》说司马穰苴是齐闵王杀死的,而齐闵王是齐威王的孙子,既然春秋时没有司马穰苴其人,齐威王让大臣们去如何编辑《司马穰苴兵法》呢?如果《战国策》中所记属实,那么,先秦肯定有两个司马穰苴;如果非要认定两个司马穰苴仅是一个人的话,那也只有春秋时的司马穰苴是真的。笔者认为,历史上只有一个司马穰苴,这就是司马迁笔下的军事家司马穰苴。《战国策》中的那一句话,并不足信。而更有争议的,是兵学经典《司马法》。司马迁在《司马穰苴列传》中写道:“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就是说,《司马兵法》自成书之日起,便叫《司马穰苴兵法》。后世所谓《司马法》,只是对《司马穰苴兵法》的省称。司马迁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他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这就让人产生了疑问:今存《司马法》到底是不是司马穰苴的著作?司马迁说齐威王的大夫们整理《古司马法》,将司马穰苴的兵法附于其中。那么,他们是将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揉到《古司马法》中呢,还是将司马穰苴的兵法附在《古司马法》的后面?如果将司马穰苴的兵法附在《古司马法》的后面,那么,这本兵书实是《古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合集。既是合集,就不应该笼统地叫《司马穰苴兵法》。如果说,兵书的整理者们是将司马穰苴的兵法与古司马法揉合到一起另成一书,那么,《司马法》当然包括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司马穰苴当然是《司马法》的作者之一。宋神宗时,《司马法》虽然成为《武经七书》之一,但《司马法》到底是不是司马穰苴所作,一直未有定论。直到今天,依然是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司马法》并非司马穰苴所著。如《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云:“(《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今考《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然则是书乃齐国诸臣所追辑,隋、唐诸《志》皆以为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甚至,有些人干脆认为《司马法》是后人伪托。如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凡古传记所引《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其篇首但作仁义肤辞,亦无所谓揖让之文,间袭《礼记》数语而已。”另外姚鼐、龚自珍、康有为、张心澄等人也认为《司马法》系后人伪造。一些学者则认为,今本《司马法》实为司马穰苴所作。如蓝永蔚在其《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一文中说:“穰苴是唯一能够申明古者《司马法》的人。”金建德在《古籍丛考》中说:“姚(际恒)、龚(自珍)二家虽都怀疑今本《司马法》为伪,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刘建国在《〈司马法〉伪书辨正》一文中说:“经过考证,我们认为现存的今本《司马法》并非伪书,而是一部齐国大军事家司马穰苴撰述的兵法或兵法残篇。” 司马迁所记较为含混,且未说明《司马法》到底有多少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记有《军礼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不在兵家类而在礼类。《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司马兵法》三卷,分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共五篇,注明“齐将司马穰苴撰”。《隋书》所录即今存于世的《司马法》。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录有《司马法》三卷,署“田穰苴撰”;《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司马兵法》六卷,亦题“齐司马穰苴撰”。有人认为,既然《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这么多的《史志》都认为《司马法》乃司马穰苴所作,那么,粗率地否定《史志》里的记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汉代以前的典籍中,引用《司马法》原文的有不少。如《左传》、《国语》,均有所引用,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汉代的典籍中,如《史记》、《说苑》,《汉书》,亦引用过《司马法》里的名言。这说明,《司马法》的确成书于齐景公时期(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80年),否则,生活于春秋晚期的左丘明就不可能在《左传》中引用《司马法》中的文字了。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古本《司马法》多达一百五十五卷,极可能包括《军礼司马法》、《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数种著作,是一部兵书总集。而今尚存的三卷,不过是《司马法》散佚后的部分残文。司马迁说《司马兵法》“闳廓深远”,既是说此书军事思想博大精深,也指此书卷秩浩繁、内容丰富。可知司马迁读到的《司马兵法》是班固所记的计有一百五十五卷的《军礼司马法》。否则,就现存《司马法》来说,区区几千字,虽然极有参考价值,但也谈不上“闳廓深远”。既然今本《司马法》是古本《司马法》中的一部分残篇,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分清哪一些是《军礼司马法》、哪一些是《古司马法》、哪一些是《司马穰苴兵法》了。而且,司马迁认为,古司马法只有司马穰苴“能申明之”,那么,齐威王令人整理成书的《司马兵法》中,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大概在此书中占相当的份量。或者说,无论是古本《司马法》,还是今本《司马法》,都集中体现了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应该说,在现存兵学经典中,《司马法》还是很有特色的。首先,作者开篇先说“以仁为本”,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铲除邪恶,争取和平。所以,《仁本第一》云:“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并认为发动战争应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并指出,作为仁义之师,占领敌国后,不可烧杀抢掠,要善待战俘。“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其次,《司马法》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强调居安思危,要时刻备战,但不可穷兵黩武。第三,《司马法》最早提出了“法治”的思想,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治理军队要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对于将帅,则提出了“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第四,《司马法》还对军容军貌的作用、战略战术的运用、武器装备的建设等问题作了论述,言简而意赅。两千多年来,《司马法》一直为谈兵者所重视,如班固、马融、郑玄、曹操、杜预、杜佑、杜牧等人,都曾引用过《司马法》中的文字。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任秩比博士”,可见西汉初《司马法》即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到了宋代更不用说了,在《武经七书》中,《司马法》位列第三,成为兵家的必读书。后来《司马法》竟辗转流传到了国外。日本天明七年(1787)正式刊刻了《司马法治要》;法国刊行法文版《司马法》,并认为《司马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法典”。

  • 卜商

    卜商

    卜商(公元前507年—前400),姒姓,卜(bu)氏,名商,字子夏,南阳郡温邑(今河南温县黄庄镇卜杨门村)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尊称卜子。个性阴郁勇武,好与贤己者处。求学于孔子,以“文学”著称。曾任莒父县令,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孔子去世后,面对孔门丧乱,前往魏国教学育人,收取李悝、吴起为弟子,被魏文侯尊为师傅。子夏不像颜回、曾参一样严守孔子之道,而是一位具有颇有经世倾向的思想家。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提出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去世,归葬于温县,从祀于孔庙,追封魏侯。

  • 国风

    国风

    《国风》是《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华夏族民间诗歌。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华夏民族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华夏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 周文

    周文

    周文(?-前209),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即周章,陈县人。战国末年,曾为项燕军视日,推算时辰吉凶。侍奉过春申君黄歇,自称懂得兵法。陈胜称王后,授予将军印,西向攻秦。 行军途中,不断征集士兵,至函谷关,已有兵车千辆,士兵数十万,不久进驻戏亭(今陕西临潼东)。 秦派少府章邯率主力反扑。他孤军深入,缺乏战斗经验,败退出函谷关,军次曹阳(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后又退至渑池(今河南渑西)。章邯追兵复至,他战败自杀。

  • 宁戚

    宁戚

    宁戚,甯戚,春秋卫惠公(公元前686年-前669年在位)时人,姬姓,甯氏,名戚,是现代甯姓始祖,春秋莱棠邑(今青岛平度)人,卫国(今河南境内)人,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齐桓公二十八年(前685)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桓公主要辅佐者之一。甯戚出生于卫国乡下的贫困家庭,后来齐国齐桓公的大臣,与管仲、隰朋、宾胥无、鲍叔五人皆为齐桓公功臣,在齐桓公称霸中起到重要作用。

  • 列御寇

    列御寇

    列御寇,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国寇”),相传是战国前期的道家,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后汉班固《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早已散失。今本《列子》八篇,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来看,可能是晋人所作,是东晋人搜集有关的古代资料编成的,晋张湛注释并作序。东周威烈王时期郑国圃田人(今河南省郑州市)。战国早期,著名的思想家.寓言家和文学家。道家著名代表。那时,由于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面加一个“子”字,表示尊敬,所以列御寇又称为“列子”。唐玄宗于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庄子在其书第一篇《逍遥游》中,就提到过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练就了一身卓绝的轻功。因为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假人”。不过《战国策》、《尸子》、《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而这些书可都是正儿八经的书,不像《庄子》那样喜欢乱编故事。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

  • 宋玉

    宋玉

    宋玉(约前298年-约前222年),战国后期楚国辞赋作家,鄢城人(今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2]。其艺术成就很高,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后世常将两人合称为“屈宋”。生平关于宋玉的生平,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这些零散记述仅知其活动时间在屈原之后,担任过一些官职,但是对现实的批评不如屈原。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十六篇,但篇名不可考。[3]王逸《楚辞章句》记载《九辩》、《招魂》两篇。《文选》记载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一般认为这七篇的文学价值最高。尽管后来还有题名宋玉赋的作品出现,但是基本属于伪作且文学价值不高。[4]在这七篇中,唯一可以确定《九辩》为宋玉作品,《招魂》颇多争议,一般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其他五篇文学价值很高,但是真正的作者仍有争论。[5]宋玉为后人所尊崇,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宋并称。[6]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鲁迅也肯定《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字号争议一些史料记载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7]。但是由于这些说法来源不明,史学家多以其为后人附会[8]。一些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宋玉字号可能与其品德及出身有关,不应贸然否定。主要作品《九辩》《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参考资料1.^ 1.0 1.1 吴广平. 《宋玉研究》. 张爱玲系列. 岳麓书社. 2004. ISBN 7-80665-490-9.2.^ 《水经注·沔水篇》记载:“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安陆府志》载清李棠馥《重修宋玉井碑记》云:“郢学宫为楚大夫宋玉故第。去泮水数武,有泉冷然,相传为宋玉井云。”民国《钟祥县志·古迹》载:“宋玉宅在兰台之左,相传郢学宫即其遗址。”3.^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4.^ 署名宋玉的作品有十七篇:除了前面《楚辞章句》、《文选》所列的七篇之外,唐人章樵《古文苑》录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 6篇;南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录《微咏赋》1篇,明朝刘节《广文选》录有《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 3篇。梅鼎祚《文纪》收有《报友人书》1篇。5.^ 清人崔述《笔乘》卷三对《文选》等所载宋玉赋首先怀疑。陆侃如先后作《宋玉赋考》和《宋玉评传》认为《九辩》与《招魂》是宋玉作品,其他皆是伪作。刘大白的《宋玉赋辨伪》亦认为只有《九辩》及《招魂》是真正宋玉作品。1986年袁梅的《宋玉辞赋今读》认定除《九辩》之外,其他全部为伪作。6.^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7.^ 归有光. 《鹿溪子》. “姓宋,名玉,字子渊,楚大夫屈原弟子也。别号‘鹿溪子’”8.^ 《四库全书总目·诸子汇函》. “……宋玉谓之鹿溪子……皆荒唐鄙诞,莫可究诘。”

  • 韩非

    韩非

    韩非,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韩非是韩王之子,荀子的学生,李斯的同学。著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馀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但他的政治主张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嬴政却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李斯因嫉妒韩非的才能,将韩非害死在秦国。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史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知当时秦王的重视。《韩非子》也是间接补遗史书对中国先秦时期史料不足的参考重要来源之一,著作中许多当代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

  • 庄周

    庄周

    庄周,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姓庄,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最早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洞悉易理,指出“《易》以道阴阳”,其“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其文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其作品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据传庄子尝隐居南华山,卒葬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被诏封为南华真人,其书《庄子》被奉为《南华真经》。

  • 左丘明

    左丘明

    左丘明,中国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左丘明简介春秋末期史学家。鲁国人(今山东苍山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相传曾著《春秋左氏传》(或称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又著《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我国最早的国别史。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 关于左丘明的故里,为现今的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著。 左丘明生平左丘明是姜子牙的支孙,世代居住在齐国的都城营丘,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一带。为逃避灾难,全家人先到楚国,后又辗转来到鲁国。 左丘明的祖父倚相是楚国左史。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为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鱼村。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为老祖宗封地营丘的“丘”字。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他的儿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左丘明历经30余年写就的《左氏春秋传》,史称《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文学著作。 左丘明晚年时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不久就双目失明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候的要闻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汇集成著名的历史名著《国语》。《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它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451年前后,左丘明因病去世,并安葬于故乡肥城石横镇衡鱼村。[3] 左丘明才华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 左丘明思想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的。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的儒家的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论理道德,他也从那些论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②和“卫社稷”③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论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这部书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都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左丘明品格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影响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汉平帝时(1-6),《左传》初立学宫。东汉建武年间(25-56),《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唐贞观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政和元年(1111)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明洪武四年(1371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崇祯十五年(1642)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 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乾隆十六年(1751),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我国历史经典之一。

  • 屈原

    屈原

    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1]),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谥号原,以字行;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先后任三闾大夫、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骄傲,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愤而辞官自疏,离开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流放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像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1年,秦国太尉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餵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2]。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3][4]家世屈原家系,出于楚王宗室。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昭氏和景氏,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昭、屈、景三氏的事务。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为高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5] “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但古中国常有地位越高越贬低自己之言行, 帝王后妃常自称孤人,寡人。 所以当时屈原家族可能并不贫贱。生年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6],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不遏其巧得很,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7]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前340年。取名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8],字名叫做“原”[8]。而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9]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10],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11]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初任左徒屈原是楚国贵族中的杰出人才。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博闻强记”,“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宰相:令尹,只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反对者的代表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而忽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批人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怀王的言行。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银钱到楚国活动。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12]”利令智昏的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于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13]”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国去。[14]”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仪,张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第二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国人都怜悯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第二次流放(江南地区)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写作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自尽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哀郢》所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就是描述这一片仓惶混乱的状况。屈原在这前后,曾沿江西上,还想看一看这满身疮痍的祖国和他终身辅佐的楚王。结果只看到强秦的步步进逼、楚国朝廷的腐败和昏庸。想为楚王“奔走以先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眼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灭亡,自己却不能有一点作为,就埋下了以身殉国的思想,他过鄂渚(湖北武昌),入洞庭,溯沅水,经枉陼 (湖南常德武陵县)至辰阳(湖南辰溪),又折向东南,入于溆浦,暂时停留下来。不久又下沅江,入洞庭,渡湘水,到了长沙附近的汨罗江,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生于前340年,死于前278年)。此后,楚国日衰,于前223年,为秦所灭。屈原作“渔父”表明自己不与世沉浮的决心: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15]作品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6]”。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虽然有的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还有疑议,但可以确定是屈原作品的还是占多数。如《离骚》,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描写楚国的特殊名物。主题思想屈原作品富于忠君爱国思想,斥责小人祸国,怨恨君主昏庸,具有振兴楚国的抱负,热切追求理想,甘愿以身殉国。屈原作品表现出个人品格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执著理想,独善其身,坚贞不屈,态度毫不妥协。《离骚》《离骚》诉说屈原的政治理想,批评群小的诽谤打击与楚王的妄信谗言,理想虽遭破坏,但自己决不妥协。《离骚》设想上天下地,上叩帝阍,但天门不开,屈原陈志无路,于是有去国远逝之想,又望见自己的故乡,最后决定以身殉国。《离骚》是屈原在流放中的代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诗篇。全篇三百七十三行,共二千四百九十个字,屈原将他的思想、感情、想像、人格融合为一,通过绮丽绚烂的文采和高度的艺术手法,倾吐自己的历史、远大的政治理想,表达对于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愤恨,也表达了不与权贵妥协的意志,流露爱国家爱人民的深厚感情。《离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后半篇表现得更加浓烈。它采用了“比兴”手法,以生动的比喻,营造出一种幽远的意境。诗人还大量利用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图画。《离骚》文采绚烂,结构宏伟,形式多变,把叙事、抒怀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对后世文学的艺术技巧启发甚多。《九章》即《怀沙》,《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其中《惜往日》一篇,宋魏了翁、清曾国藩和吴汝纶等都怀疑不是屈原所作。[17]《哀郢》《哀郢》倾诉他对国都沦陷和国家前途的无限哀伤,对人民的颠沛流离则寄予深厚的同情,并指出国破家亡的原因。本篇作于秦将白起破郢,楚王迁陈之年,叙述他春天离开郢都,经过夏首洞庭而至夏浦。路程日远,悲痛日深。篇中有百姓震愆,人民离散,大夏为丘,东门荒芜的话,确实有国破家亡之痛。篇中强烈地表示出他甘愿死于故乡,和伤悼乡土故国的深厚情感。因此在《哀郢》中所表现的感情,最为忧郁,最为哀苦。《怀沙》本篇是叙述屈原从西南的溆浦到东北的汨跃罗的作品,是屈原绝命前不久之作。表现情感极为沉痛。《抽思》写放逐异域,孤苦伶仃的情怀。屈原一面追念北上的君王,一面又怀恋南方的故都。因为心中积压国家乡愁和种种痛苦的感情,所以产生一股难以排遣的哀怨。《思美人》亦为思念怀王之作。作《抽思》时怀王未死,故有“惸独不群,无媒在侧”之叹;到了《思美人》,怀王可能已死,故有“媒绝路阻”之语。想抒发哀情,只好寄言于浮云,致辞于归鸟了。《橘颂》以岁寒不凋的坚贞品格,来比拟自己秉承天赋美好的本质,坚守清高的立场,而不会随波逐流。《天问》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提出一百多个问题。屈原放逐以后,忧郁徬徨,精神上起了剧烈的动摇,旧信仰完全崩溃,对于自然界现象,古代的历史政绩,宗教信仰,以及自己的人生观,都起了怀疑,因而发出种种问题。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苦极呼天、人穷反本的意思。在篇中,屈原提出了百多个关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的问题。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极有价值。本篇无论内容形式与情调,都与屈原其他的作品不同。故顾颉刚等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18]《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它的原始材料,大部分是楚国民间的祭神歌曲,是南方各地流行的巫歌,再编成歌、乐、舞合一的祭祀鬼神的舞曲,极富浪漫色彩,是中国歌舞的雏形。内容包括《东皇太一》(尊贵的天神)、《云中君》(云神,一说为雷神[19])、《湘君》和《湘夫人》(爱神)、《大司命》和《少司命》(命神)、《东君》(日神)、《河伯》(河神)、《山鬼》、《国殇》、《礼魂》(歌剧的尾声)。《山鬼》全篇是山间女神的独白,诉说自己思慕恋人之苦和对爱情的忠贞专注。《国殇》追悼为国牺牲的将士,写战争场面的惨烈,与战士的勇敢杀敌,悲壮成仁。风格屈原作品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与地方色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吸收神话传说素材,感情激越,热烈奔放,多写个人情志与想像,想像丰富,善用比兴与夸张手法。 语言运用上,屈原作品突破诗经格式,运用“兮”、“些”、“只”等虚助词,加强节奏感和音乐感,并常见双声叠韵、对仗与叠字。弄臣之疑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1944年9月在成都中国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声称屈原是楚王弄臣,当时在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20]后来他又再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作家朱自清同意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神话与诗: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还进一步阐明了“断袖”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20]地位与评价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21]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22]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入“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23]后人纪念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在中国,人们会在端午节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楚国人民十分想念屈原,民间流传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都和屈原有关。赛龙舟相传是为了打捞屈原的尸体,或以鼓声吓走吃屈原遗体的鱼。(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24]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25])不过仍然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热爱,也说明了屈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据说屈原死后,人们投祭屈原的食品,都被蛟龙抢走了。而蛟龙却忌惮楝树叶和五色丝线,所以人们就把米包成粽子来祭祀屈原;另则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26]。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27]。这些传说都不可靠,据闻一多《端午考》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28]由于屈原忠君爱国,却不得不自杀于江边,后人将其奉为诸“水仙王”之一,认为屈原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渔民、船员及水上贸易商旅。注释1.^ 屈原生卒年考证2.^ 《东京梦华录》记载“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汨罗之遗风也”。3.^ Qu Yuan4.^ Dragon Boats Honor Chinese Poet5.^ 周建中/鸟瞰楚辞研究的百年盛况6.^ 屈原生于楚宣王乙卯年(即前366年)夏历正月。(清代刘梦鹏《屈子纪略》)屈原生于楚宣王十四年丙寅(即前355年)夏历正月。(清代刘耀湘《屈子编年》)屈原生于楚宣王戊寅年(即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的。(清代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日考》、刘师培《古历管窥》及今人游国恩《楚辞概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和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等)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六年戊寅(即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二日庚寅的。(清代陈玚《屈子生卒年月考》)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己卯年(即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的。 (汤炳正)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九年辛巳(即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庚寅的。(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生于楚威王壬午年(即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庚寅的。(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屈原生于楚威王丙戌年(即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的。(林庚《屈原生年卒今考》)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即前341年)“周正”正月庚寅日。(陈久金《屈原生年考》)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即前341年)“周正”正月初二,亦即“夏正”前342年十二月初二。(潘啸龙《论“岁星纪年”及屈原生年之研究》)屈原生于前352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庚寅。(高正《屈原生卒年考证》)屈原生于前353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庚寅。(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7.^ (即摄提格,离骚中简称“摄提”)8.^ 8.0 8.1 平(正则)、原(灵均),请参考“正则”与“灵均”是屈原的名和字吗?9.^ 《楚辞补注》10.^ “尔雅”“释地”:“广平曰原”11.^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第十五》12.^ 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13.^ 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14.^ 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15.^ 《楚辞补注》卷七〈渔父〉16.^ 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所说:"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誉屈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17.^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18.^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19.^ 傅锡壬注译. 新译楚辞读本. 台北市:三民书局,第九版,1992年:59. ISBN 957-14-0739-920.^ 20.0 20.1 屈原"断袖"说遭网友炮轰 朱自清闻一多或曾力挺. 中国新闻网. 2008年12月19日.2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通鉴》说: “是书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嗣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22.^ 《努力周报》《读书杂志》1922年第1期。23.^ 【文化人物】文怀沙:“振奇越世”一“骚客”24.^ 《事物原始·端阳》:“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25.^ 《荆楚岁时记》: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26.^ 吴钧《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27.^ 《苏州府志》.增补:“乡俗午日以粽奉伍大夫,非屈原也。”28.^ 程蔷. 民俗文化资源与重铸民族魂———闻一多论端午的启示. 《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