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近代

余光中（1928年9月9日－），生于中国南京，籍贯福建泉州永春，台湾文学家，现任国立中山大学,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美国西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早年为台湾新诗流派中蓝星诗社的成员，著有新诗、散文、评论、翻译、编辑等凡五十余种，多篇作品选入两岸三地的大学、中学教科书。现定居高雄。（编者：本篇目参考维基百科，未敢删改。但编者以为，陈映真等人人品有问题。此处谨说明编者态度与看法）余光中生平简介父亲余超英，母亲孙秀君。父亲余超英本籍福建泉州永春。母亲为江苏武进人，妻子为常州人，且在南京出生，故以江南人自命。抗日战争时在四川读中学，感情上亦自觉为蜀人。因生日正好是重阳节，所以自称“茱萸的孩子”。生平年表1928年 出生于中国南京。小时居住南京，亦随父母返回福建省永春、江苏武进，并经常来往于杭州。1937年对日抗战开始，流亡于江苏、安徽沦陷区。1938年 随母亲逃往上海，居住半年，后经由船只经过香港抵达安南，又经过昆明、贵阳，抵达重庆与父亲相聚。1940年代1940年 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当时校址在四川1947年 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已迁回南京），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因北方动荡，选择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 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七月随父母迁居香港1950年代1950年 移居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1952年 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以榜首考进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1953年 入国防部总连络官室服役，任少尉编译官1954年 诗集《蓝色的羽毛》出版，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邓禹平共同创立蓝星诗社1956年 与范我存结婚1957年 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兼课，授英文，《梵高传》《老人和大海》中文翻译本出版，主编《蓝星周刊》1958年 六月长女珊珊出生，母亲亡，十月赴美国进修，作品受到现代艺术影响1959年 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回国任教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次女幼珊生，参加现代诗论战1960年代1960年 诗集《万圣节》翻译诗集《英诗译注》在台湾出版，诗集《钟乳石》在香港出版，主编《中外》画刊之文艺版1961年 英译《New Chinese Poetry》出版，美国驻华大使馆酒会庆祝，胡适致词，罗家伦亦出席。长诗《天狼星》刊于《现代文学》引发洛夫的论战，发表《再见，虚无！》作品风格渐渐回归中国古典之传统。与林以亮等人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展开文白之争（文言文、白话文），同年去菲律宾讲学，并在东海大学、东吴大学、淡江大学兼职，三女佩珊出生（现任东海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副教授）。1962年 参加菲律宾亚洲作家会议，《书袋》中译本连载于《联合报》副刊1963年 散文集《左手的缪思》、评论集《掌上雨》出版，《缪思在地中海》中文翻译连载《联合报》副刊1964年 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于耕莘文教院，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至美国讲学一年1965年 散文集《消遥游》出版，西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四女儿季珊出生1966年 回台湾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兼课，当选当年十大杰出青年1967年 诗集《五陵少年》出版1968年 散文集《望乡的牧神》在台湾、香港出版，《英美现代诗选》中文翻译本两册出版，主编“蓝星丛书”五种，“近代文学译丛”十种1969年 《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出版，主编《现代文学》月刊，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讨会宣读论文，并且在崇基学院和浸信会书院演说，应美国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国，去科罗拉多州，任州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和寺钟学院客座教授1970年代1970年 中文翻译《巴托比》英文翻译《满田的铁丝网》1971年 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和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和西德出版，回国主持寺钟学院留华中心以及台湾的中国电视公司“世界之窗”，任师范大学教授介绍摇滚乐，并且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兼课1972年 散文集《焚鹤人》和中译本《录事巴托比》出版，获得澳洲政府文化奖金，夏天访问澳洲两个月，十一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邀请，至香港演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系主任1974年 诗集《白玉苦瓜》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主编《中外文学》诗专号，主持复兴文艺营，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75年 《余光中散文选》在香港出版，任“青年文学奖”评判，开始在《今日世界》写每月专栏，六月回国参加“民谣演唱会”，杨弦谱曲的《中国现代民歌集》唱片出版，七月出席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八月出席香港中英翻译会议，兼任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任香港学校朗诵节评判1976年 出席伦敦国际笔会第41届大会，并宣读《想像之真》，任香港学校朗诵节评判，出版《天狼星》1977年 出版《青青边愁》，并且于联合报副刊提出《狼来了》一文，指控台湾乡土文学为工农兵文学1978年 《梵高传》新译本出版，五月出席瑞典国际笔会第43届大会，并游历丹麦和西德1979年《与永恒拔河》出版，任香港市政局主办“中文文学奖”评判1980年代1980年，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兼任英语研究所所长。1981年 出席法国里昂的国际笔会，发表《试为辛笛看手相》。出版《余光中诗选》、评论集《分水岭上》、以及主编的《文学的沙田》1982年 发表《巴黎看画记》和一系列山水游记的论文1983年 参加委内瑞拉国际笔会，翻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出版，出版诗集《隔水观音》1984年 参加东京国际笔会，《不可儿戏》由香港话剧团演出，中译本《土耳其现代诗选》出版1985年 移居台湾高雄西子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86年 发表新诗《控诉一支烟囱》并且为高雄市木棉花文艺季写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出版诗集《紫荆赋》1987年 出版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1988年 出版散文集《凭一张地图》1989年 出版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我的心在天安门——六四事件悼念诗选》1990年代1990年 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3月1日出版《梦与地理》；《梦与地理》为余光中第十五本诗集，收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间长短作品五十五首，代表他自港返台，定居高雄后的文学思维和观察，放眼世界，体会乡土，尤其热心拥抱南台湾的风物。1994年 出版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高》，黄维梁编撰出版各家对余光中作品论述之选集《璀璨的五彩笔》1995年 出版《井然有序》2000年代2006年，余光中公开批评教育部长杜正胜的“删减文言文”政策：“杜正胜如果读好文言文，就不会把挽联‘音容宛在’写成‘音容苑在’。”“我能当千年的作家，后人会继续读他的文章，但部长可以当多久呢？”“我就是创造台湾文学，我自己就是台湾的文学家。我想，他（杜正胜）对这件事情所知太少；希望他好好读台湾文学以后，再来跟我们的所长请教。”2010年代2010年 发表《某夫人画像》歌颂马英九之妻周美青，被张德本、郑炯明等许多文学家大力批评为“阿谀奉承”。2012年 对《经济学人》以“bumbler（笨手笨脚的人，决定常常是错误的人）”形容总统马英九，余光中却当面对马英九解释此字有大智若愚之意，马英九因此笑开怀[1]。数日后，马英九在脸书发文盛赞余光中的作品文字精炼[2]。2015年12月17日，马英九总统颁赠二等景星勋章。白色恐怖时期作为现代诗论战在现代诗论战中，因唐文标批评台湾的现代诗风格，其中也包括余光中的作品。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发表了《诗人何罪》，批评唐文标以人民为标准，其思想左倾[3]。《现代文学》之后不再刊登唐文标的文章。唐文标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序言中，曾引述沈登恩说法，认为当年余光中曾威胁《现代文学》之白先勇及姚一苇二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发表任何唐文标的文章[4]。但余光中否认，认为他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乡土文学论战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余光中反台湾乡土文学，参与了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余光中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一口咬定台湾的乡土文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还说其中若干观点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5]。余光中的这篇《狼来了》发表以后，“一时之间被喻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坛弄得风声鹤唳，弥漫着肃杀的血腥气息”[6]。徐复观说过，余光中的这顶帽子恐怕不是普通帽子，而是“血滴子”，帽子一旦抛出，会使人头落地。因郑学稼、徐复观、胡秋原、钱江潮等人发表文章，反对以乡土文学将人入罪，蒋经国并未发动大规模逮捕行动。1989年，陈芳明发表文章，记录余光中曾寄一封长信给他，将陈映真文章中的段落摘取出来，对照英文原文，考证陈映真引述马列主义作品之处[7]。陈映真在2000年时于《联合文学》杂志，再次提到此事。陈映真说，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曾将此信汇整寄给王昇，密告陈映真思想倾共。余光中将副本寄给陈芳明。王昇收到此信后，曾向郑学稼查证相关内容，郑学稼在私人场合向陈映真透露过相关历史[8]。2004年9月11日，余光中在《羊城日报》发表《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曾辩解《狼来了》一文只出于爱国心，绝不想扣陈映真帽子。否认曾寄密告信给王昇，也否认受到中国国民党指使[9]。徐复观与胡兰成徐复观曾与余光中争论《登鹳雀楼》的地形问题，之后余光中将徐复观告上警总。徐复观写作《学术与政治之间》时，曾记录此事。1975年，蒋中正过世，由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胡兰成上书蒋经国，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同年，胡兰成出版《山河岁月》，余光中在《书评与书目》杂志发表《山河岁月话渔樵》评论此书，文中攻击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服务的历史。随后赵滋蕃、胡秋原与徐复观等人跟进批评。警备总部查禁了《山河岁月》，胡兰成丧失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教职，隔年回到日本。余光中最初曾推崇过胡兰成的文章，徐复观弟子陈文华认为，余光中可能是受到中国国民党部或救国团授意才转而攻击胡兰成[10]。余光中的文学观（余光中原文摘录）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散文有如地球，诗有如月亮：月球被地球所吸引，绕地球旋转，成为卫星，但地球也不能把月球吸得更近，力的平衡便长此维持；另一方面，月球对地球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海潮。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散文之弹性弹性是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文体和语气变化多，散文弹性当然越大， 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 而不至于趋向僵化。在《我的四个假想敌》“靓仔”和“叻仔”是粤语，这让读者更真实的如临其境，在其他作品之中，更不时会采用年轻人经常在同侪间，谈话所用非正式，在语法上可能也不正确的字句，也是同样的效果。而谈到欧化句法，就不得不提及文坛上采用欧语书写方式，曾经在文坛上掀起一股小小的浪潮，尽管至今许多的学者对这样对中文来说拗口的造句方式并不鼓励，许多教师也反对学生以此为学习榜样，但是运用得宜者，却不得不承认紧凑的有机组织和伸缩自如的节奏是值得效法的技巧。散文之密度与物理上所言之密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密度的要求，则是认为在一定的篇幅中，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其中有几个主要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其一是运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别精选的字眼，来达成特别的意境，像是“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也可以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重叠、交替，让意象变得繁复，例如“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或是小孩学习作文经常被强调，结构的首尾呼应，也能因为强化了文字对读者的印象，达成密度的增加散文之质料至于余光中提及的第三个讲究点，质料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词的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境界高低。只是写作散文的材料，需配合弹性、密度的运用才会显出光芒，能够借由刻意的培养达成进步的，其实还是密度和弹性最可能，质料比较因作者本身生活经历和思想透露出来，一旦人生经历有了大的转变，通常也容易在文字中表现。与中国现代民歌的关系1970年代以降，台湾经历×××××××××，国际地位日渐低落。青年学子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在何方，终日混混噩噩，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引入的资讯，不经筛选消化就全盘接受，音乐这个领域也是如此。余光中在美国的期间，正逢摇滚乐流行之时。这种异国诗乐，有别于他所坚持的中国传统诗文之美，是一种崭新的体验：“这次来美，发现还有一项同好：摇滚乐。看到异国披发朗吟的诗人，一挥手，一投足，一启唇之间，欣然而聆者数以万计，乃感到自己的现代诗太冷，太窄，太迂缓了。”（余光中，1972：166）对诗创作的新感受，反映在余氏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之中。同年，民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诗作《乡愁四韵》谱曲，于胡德夫的个人演唱会中发表。这种对故土思念的情怀，融合西方的新式音乐元素，大获好评。翌年，杨弦续谱《江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