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

王延寿
东汉文学家。字文秀,著名文学家王逸之子。曾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叙述汉代建筑及壁画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与他同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也写了此稿,但见到王延寿的《灵光殿赋》后,大为惊奇,自愧弗如,遂焚己稿。王延寿年仅20多岁溺死于湘水。他在辞赋史上留下了《鲁灵光殿赋》、《梦赋》和《王孙赋》三篇杰作。

苏子卿
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汉族,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中国西汉大臣。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前81年),方获释回汉。苏武死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

王充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生平】家族显赫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 “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 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孤门细族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王充幼读经史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王充负笈京师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王充博览百家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王充仕途落拓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评价】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荀彧
荀彧,荀彧(xún yù)(163年-212年),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战略家,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谋臣和功臣。荀彧早年被称为“王佐之才”,初举孝廉,任守宫令。后弃官归乡,又率宗族避难冀州,被袁绍待为上宾。其后投奔曹操。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因其任尚书令,居中持重达十数年,处理军国事务,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后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而为其所忌,调离中枢,在寿春忧郁成病而亡(一说服毒自尽),年五十。获谥敬侯,后追赠太尉。

王昭君
王昭君,王昭君(约公元前52年—公元前19年),名嫱,字昭君(一说昭君非表字),乳名皓月,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成语中「沉鱼落雁」、「画工弃市」记载她的生平典故。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明妃、王明君。

刘苍
(?—83)东汉宗室。光武帝子。母阴后。建武十七年封东平王。少好经书。明帝即位,拜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曾上奏谏明帝勿春猎妨农事。帝从之。后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乞退就国。章帝即位,苍受尊重恩礼,逾于前世,诸王莫与为比。朝廷每有疑政,辄遣使咨询,苍悉心以对,多被采纳。卒谥宪。

祢衡
祢衡,祢衡,字正平,平原郡(今山东德州临邑德平镇)人。个性恃才傲物.和孔融交好。孔融著有《荐祢衡表》,向曹操推荐祢衡,但是祢衡称病不肯去,曹操封他为鼓手,想要羞辱祢衡,却反而被祢衡裸身击鼓而羞辱。后来祢衡骂曹操,曹操就把他遣送给刘表,祢衡对刘表也很轻慢,刘表又把他送去给江夏太守黄祖,最后因为和黄祖言语冲突而被杀,时年二十六岁。黄祖对杀害祢衡一事感到十分后悔,便将其加以厚葬。

刘辩
刘辩(176年-190年3月6日)东汉第十三位皇帝,是汉灵帝刘宏与何皇后的嫡长子。公元189年5月15日-189年9月28日在位。刘辩在灵帝驾崩后继位为帝,史称少帝,由于年幼,实权掌握在临朝称制的母亲何太后和母舅大将军何进手中。被废黜一年之后,刘辩在董卓胁迫下自尽,时年仅十五岁,其弟献帝追谥他为怀王。中国古代的史书中称刘辩为皇子辩、少帝和弘农王等,但因为刘辩在位不逾年,一般不把他看作是汉朝正统的皇帝,不单独为他撰写专属于帝王的传记(即本纪),不过现代史学界也有观点承认他是汉朝皇帝。

庄忌
庄忌(约前188-前105)西汉辞赋家。会稽吴(今苏州吴县)人。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名严忌,与邹阳、枚乘等唱和,是梁孝王门下著名辞赋家。作品仅存哀时命一篇。 此赋感叹屈原生不逢时,空怀壮志而不得伸。是咏屈赋中的佳品。此赋纯属骚体,保持了由贾谊开创的西汉早期骚赋所具有的特点。感情真挚,篇幅短小精悍,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诸葛恪
(203—253)三国吴琅邪阳都人,字元逊。诸葛瑾子。弱冠拜骑都尉。孙权嘉禾三年,攻山越,收其丁壮为兵。任抚越将军、丹阳太守。孙权卒,辅立孙亮,任大将军,封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专国政。攻魏之合肥新城,不拔,士卒伤病,民怨沸腾,退兵。寻为吴宗室孙峻所杀。

仲长统
(180—220)东汉山阳高平人,字公理。少好学,善文辞。性倜傥,敢直言,时人谓之狂生。献帝建安十一年,尚书令荀彧举为尚书郎,参丞相曹操军事。著《昌言》,对战国以来天下治乱及豪强骄奢多所论述。今存其《理乱》、《损益》、《法诫》数篇。

赵壹
【赵壹简介】赵壹(本名懿,因后汉书作于晋朝,避司马懿名讳,故作“壹”),约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卒于汉灵帝中平年间。东汉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体貌魁伟,美须眉,恃才傲物。桓、灵之世,屡屡得罪,几致于死。友人救之,遂作《穷鸟赋》答谢友人相助。并作《刺世疾邪赋》抒发愤懑之气。一生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等16篇,今存5篇。赵壹的古诗一共2首!1、《疾邪诗》 汉·赵壹 河清不可恃,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2、《疾邪诗》 汉·赵壹 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

张俨
张俨是一位唐代诗人,他的作品传世不多,但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具有一定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由于历史资料较少,无法对他的地位和影响做出准确的评价,但可以说他是唐代诗坛上的一个普通诗人。以下是一些对他的诗歌的评价:1. 诗歌表现力强:张俨的诗歌语言生动,意象鲜明,具有较强的表现力。2. 情感真挚:他的诗歌多表达个人情感和生活哲理,情感真挚,具有一定的感染力。3. 艺术风格独特:张俨的诗歌风格独特,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为唐代诗坛增添了一定的多样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资料较少,对张俨的评价可能存在一些主观性和片面性。

张衡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夏村),曾任尚书和河间相等职。他「天资濬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有辑本《张河间集》。在地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地动仪」(公元132年),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在天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浑天仪」(公元117年),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著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等书,画出了完备的星象图,提出了「月光生于日之所照」的科学论断。在文学方面,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名著《东京赋》和《西京赋》,合称《二京赋》,描写了东汉时期长安和洛阳的繁华景象,讽刺了官僚贵族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南都赋》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南阳郡的社会面貌、人民生活和民间风俗。此外还著有《定情赋》、《同声歌》、《思玄赋》、《归田赋》、《四愁诗》等30余篇。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完备的地形图,并研制出了「记里鼓车」、「指南针」等。在数学方面,他著有《算罔论》,并计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66和3.1622之间。这和今天大家知道的圆周率虽稍有误差,但在1800多年前就能有这样精确的计算,不能不使人们感到惊叹。他的这一成果比欧洲早1300多年;在气象学方面,他制造出了「候风仪」,是一种预测风力、风向的仪器,比西方的风信鸡早1000多年;在机械学方面,他制造的「独飞木雕」是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还制造有土圭(日影器)、活动日历等;在艺术方面,他居东汉时期著名的六大画家之首。张衡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也是留给整个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张衡不愧是世界上光彩夺目的科学和文学的双子星。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

杨恽
杨恽(?—前45),西汉家。字子幼,汉族,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曾任左曹,后因告发霍氏(霍光子孙)谋反有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神爵元年(前61)升为诸吏光禄勋,位列九卿。其父杨敞曾两任汉宣帝时丞相,其母司马英是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的女儿。其文章《报孙会宗书》被后人认为颇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风格。杨恽生平杨恽是当时著名的士大夫,他轻财好义,把上千万财物分给别人。从小在朝中就有很大的名气。为官之时也能大公无私,奉公守法,不徇私情。据《汉书·杨恽传》载,杨恽母亲司马英去世后,其父杨敞为之娶一后母,后母无子,杨恽侍之如亲娘,孝敬有加。其后,后母去世,留下财产数百万,临终前,他的后母叮嘱由杨恽继承,但是后母去世后,杨恽没有将这笔财产据为己有,而是将后母留下的大笔财产分给她的几位亲戚。父亲杨敞去世后,杨恽还从父亲那里继承500万的财物,为官清廉,经济状况并不很好的杨恽却将其全部用来救济那些宗亲。 步入仕途的杨恽,目睹朝廷之中贪赃枉法成风。对此朝中大大小小的官吏视而不见,独有杨恽同他外祖父一样,出污泥而不染,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敢于冒死在皇帝面前直谏,大胆进行揭发。他还告发与父亲杨敞有深交的朝廷元老重臣霍光的儿子谋反之事。因此,杨恽和另外几个与他一同告发此事的人都获取了封侯的赏赐,还加官进爵。封平通侯。他出身名门,全家担任公卿、两千石以上的十人(乘朱轮)。任职时候廉洁、公正,整顿吏治,杜绝行贿。 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拿皇帝开玩笑),语近悖逆”,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予释放,免为庶人。 其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老朋友,写信给杨恽,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回信,这就是《报孙会宗书》。 此信中,有对皇帝的怨恨,有对孙会宗的挖苦,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整封信写得锋芒毕露,与其外祖司马迁《报任安书》桀骜不驯的风格如出一辙。后逢日食,有人上书归咎于杨恽骄奢不悔过所致。他再次被捕入狱。廷尉按验时,在他家中搜出《报孙会宗书》,汉宣帝看后大怒,判以大逆不道罪,就把杨恽腰斩。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文字罪人之始!孙会宗也因此被罢官。 杨恽被害是汉宣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结果,是皇族、外戚集团打击、迫害士大夫集团,也是汉朝开始衰败的转折。杨恽被害,与他同样耿直的好友韩延寿、盖宽饶等也被害。而张敞、韦玄成、杨谭、孙会宗等被免职。

薛莹
不详薛莹的诗词秋日湖上薛莹中秋月薛莹十日菊薛莹宿仙都观阴王二君修道处薛莹秋晚同友人闲步薛莹句薛莹查看更多您也许还喜欢的诗词 秋日湖上[清]梁德绳玉带桥边野望时,明流秀嶂碧参差。香馀水面残荷叶,梦冷堤阴睡鹭莺。往日销金留落照,于今铸铁剩荒祠。数株衰柳西风里,过客攀条有所思。 人月圆.秋日湖上[元]张可久笙歌苏小楼前路,杨柳尚青青。画船来往,总相宜处,浓淡阴晴。杖藜闲暇,孤坟梅影,半岭松声。老猿留坐,白云洞口,红叶山亭。 祝逊之订约新秋过湖上不至[明]胡应麟湖畔秋风日夜过,东来舴艋定如何。蒹葭满目澄江上,不分兰阴坠露多。 初秋忆湖上诸山[宋]释永颐山中夏日足幽娱,葛帔藤床诵宝书。白拂惹云黏几案,清香缘竹上空虚。草堂夜月秋花近,水阁晨霞夕霓疏。遥忆钱唐旧朝寺,绕湖钟梵早凉初。 秋日湖庄八首(其八)[明]胡应麟此日游仙梦,当时结客情。玉绳鳷鹊观,金钥凤凰城。白眼长安卧,红颜上国行。十年湖海气,疏阔傍柴荆。 某昨日赴景伯通判正字宴集坐间使君郎中有诗问讯末章仍及今日湖上之约辄次严韵[宋]谢伋巾车入郭解愁颜,著我群贤俎豆间。小队出郊还许从,清诗首唱讵容攀。溪风杜守吟秋浦,云月韦侯誇盛山。何似赤城遗暑湿,东湖尽醉碧筒弯。 夏日湖上[宋]陆游乌帽筇枝散客愁,不妨胥史杂沙鸥。迎风枕簟平欺暑,近水帘栊探借秋。茶灶远从林下见,钓筒常向月中收。江湖四十馀年梦,岂信人间有蜀州。 千秋岁(其一)夏日湖村偶咏[清]董元恺湖波开朗。曲岸溪流响。新畦润,松风漾。短扉炎似火,老圃平于掌。登场后,仓烟翠积黄云上。斗斛夸丰穰。姑妇争劳攘。揎袖起,倾缸酿。芦塘微月映,茅舍田歌唱。更深后,提

徐防
徐防,字谒卿,后汉沛国铚(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人,祖父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宪,亦传宣业。防少习父祖学,永平中,举孝廉,除为郎。防体貌矜严,占对可观,显宗异之,特补尚书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尝有过。和帝时,稍迁司隶校尉,出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迁少府、大司农。防勤晓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同御史大夫)。

徐淑
徐淑(约公元147年前后在世)陇西(今甘肃东南)人,诗人秦嘉之妻,生卒年不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原有《徐淑集》一卷,已散佚。在世年代约与秦嘉同。淑常患疾病,归秦嘉后,夫妇爱好异常。秦嘉为郡吏,岁终为郡上计簿使赴洛阳,被任为黄门郎,淑因病还家不能同往,两地相思,时时互赠诗、书以通情意。后秦嘉病死于津乡亭,淑尚青,兄逼其改嫁。她便毁形不嫁,不久以哀恸过甚,亦卒。 淑有诗集传世。(《补续汉书艺文志》)今所见者,仅《答夫秦嘉诗》一首及答书二通,余已亡佚。 徐淑生平秦嘉、徐淑,东汉诗人。秦嘉,生卒年不详。字士会。陇西(今属甘肃)人。桓帝时,为郡吏,岁终为郡上计簿使赴洛阳,被任为黄门郎。后病死于津乡亭。徐淑,生卒年及字号均不详。陇西人,秦嘉妻。秦嘉赴洛阳时,徐淑因病还家,未能面别。秦嘉客死他乡后,徐淑兄逼她改嫁。她“毁形不嫁,哀恸伤生”( 《史通·人物》),守寡终生。秦嘉、徐淑夫妇恩爱,都能诗文。今存秦嘉诗6首、文2段;徐淑诗1首,文3段;除徐淑《为誓书与兄弟》外,都是夫妇往来叙情之作。秦嘉《赠妇诗三首》为赴洛留别之作:“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其二),深情依恋,笃诚叮咛;“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其三),痴心絮语,真挚可爱。徐淑答诗说:“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同样一往情深,无限衷诚。这几首诗的共同特点是:“絮叨衷情,如同对晤,明白如话,真实动人。钟嵘《诗品》把他们列入中品,以为“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并认为徐淑诗仅次于班婕妤《怨歌行》,为汉代难得的女诗人。而清代沈德潜说:“词气和易,感人自深,然去西汉深厚之风远矣。”(《古诗源》)恰道出他们的诗歌与无名氏《古诗》一样具有东汉后期文人抒情诗的时代特点。

韦孟
韦孟(前228?—前156),西汉初诗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为楚元王傅,历辅其子楚夷王刘郢客及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在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被削王,与吴王刘濞通谋作乱,次年事败自杀。韦孟在刘戊乱前,作诗讽谏,然后辞官迁家至邹(今山东邹城),有诗咏其事。

王褒
王褒(约513~576年),字子渊,琅琊临沂人,南北朝文学家。曾祖王俭、祖王骞、父王规,俱有重名。妻子为梁武帝之弟鄱阳王萧恢之女。 王褒生平《周书》称他“识量渊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梁元帝时任吏部尚书、左仆射。西魏入侵江陵,《周书》本传称“褒本以文雅见知,一旦委以总戎,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被围之后,上下猜惧,元帝唯于褒深相委信。”江陵沦陷后入西魏,被扣留不复南返。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孝闵帝宇文觉即位,封石泉县子,邑三百户。明帝宇文毓笃好文学,王褒与庾信才名最高,二人特被亲待。加开府仪同三司。武帝宇文邕时为太子少保,迁小司空,后出为宜州刺史。建德年间去世,卒年六十四 。子王鼒嗣。 王褒文学成就在梁时曾写过《燕歌行》等诗歌,描写征战艰辛,塞北苦寒,曾被广泛传诵和摹仿[1]。 到北方之后,他的诗风虽和齐梁诗人仍有相近之处,但由于受到北方生活风俗的影响,诗歌内容比过去充实了许多,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写了不少关于边塞和征战等方面的乐府诗。 王褒的诗歌现存40余首,多是到北方后所作,抒发羁旅之情、故国之思和边塞风情,风格雄健。如五言诗《渡河北》、《关山月》等。 王褒是北朝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和庾信进入北朝,对北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北周与庾信才名相并。原有集21卷已佚。明人辑有《王司空集》收录其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