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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元夕

〔明代〕李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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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
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拼音

zhōng shān rú zǐ yǐ xīn zhuāng,zhèng nǚ yàn jī dú shàn chǎng。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
qí chàng xiàn wáng chūn yuè fǔ,jīn liáng qiáo wài yuè rú shuāng。
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译文

译文
中山来的戏子服饰鲜丽,郑燕来的的女姬则各有高超的技艺。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到汴京来.都唱着周宪王编著的剧本。她们唱着唱着,从白天演到晚上,月亮出来,银光倾泻,似在金梁桥的大地上铺了一层自霜。人间的灯火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盛况空前。

注释
①汴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五代的梁、晋、汉、周及北宋皆定都于此,故称汴京。
②元夕:元宵,农历正月十五夜。
③中山孺子:泛指中原地区的青年。中山,古国名,在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后被赵武灵王所灭。见《史记.赵世家》。
④郑女燕姬:泛指北方少女。燕、郑。皆春秋战国时国名。燕的辖境在今河北省北部,郑的辖境在今河南省郑州一带。
⑤擅场:压倒全场,指技艺高超出众。
⑥宪王:指周宪王朱有炖(1379-1439),周定王朱捕的长子,明太祖朱元璋之孙,精通音律,号诚斋,自称全阳子、老狂生、锦窝老人,所作杂剧《曲江池》、《义勇辞金》等三十一种.今俱存。又有《诚斋乐府》行世。是著名的戏曲家,见《明史·诸王传》。
⑦金梁桥:汴梁桥名。

  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以形象精彩之笔,描写月夜歌唱的场面,十分生动而又韵味悠然,全诗没有一句正面描写歌声,但又句句关涉歌声,在委婉的措辞中,把歌声表现得十分动人。

  这首诗开始两句,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第三句是前两句的拓展,“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直到最后一句,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

背景

  这首诗是诗人在庆阳时回忆汴中繁华景况所写的诗。诗人李梦阳原籍甘肃庆阳,其父李正曾担任开封周王府教授,于是诗人全家迁徙到开封,开封就成了诗人的第二故乡。

赏析

  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以形象精彩之笔,描写月夜歌唱的场面,十分生动而又韵味悠然,全诗没有一句正面描写歌声,但又句句关涉歌声,在委婉的措辞中,把歌声表现得十分动人。

  这首诗开始两句,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第三句是前两句的拓展,“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直到最后一句,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

李梦阳

李梦阳

李梦阳(1473~1530) 明代文学家。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赘于王氏,父恢复李姓。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因连丧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出狱后,途遇张鹤令,李梦阳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郭卓茂称李梦阳为:“有明一代中国文坛上胆大包天的诗人”。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被谪山西布政司经历,不久又因他事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 李梦阳鉴于当时台阁体诗文存在"□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决心倡导复古以救其痿痹,确有一定进步作用。他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缶音序》);同时也鄙弃中晚唐诗,认为"至元、 白、 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与徐氏论文书》)。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他的主张影响甚大。《明史·文苑传》说他与何景明"倡导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尤其在他与何景明的辩论中,意气用事,论点更趋偏激,导致刻意古节、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袭剽剥的道路,反而扼杀诗歌创作的生机。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承认"真诗乃在民间",而自己的诗是情寡词工,并非真诗。李梦阳生平李梦阳(1473一1530),初名莘,字献吉,号空同子,甘肃庆阳(明代属陕西)人。十一岁时(成化十八年,1482)随父徙居开封,其父李正时为周府封邱王教授。二十一岁时(弘治五年,1492)李梦阳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因当年其母高慧去世,两年后其父又去世,李梦阳一直丁忧在家,未授官职。一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拜户部主事,当上了一个正六品的官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李梦阳出身寒微,兼之他为人犟直,入仕不久,当其监税三关时,就第一次触犯权贵而下狱。据李梦阳《下吏》诗自注:“弘治辛酉年,坐榆河驿仓粮。”崔铣《空同李君墓志铭》中说:“常监三关,招商,用法严,格势人之求,被构下狱,寻得释。”徐缙《空同李公墓表》也记载:“公初税三关也,立法严整,请谒不行。勋珰诬之,逮狱,寻释。”综合以上材料,可知梦阳在监税三关时,因用法严整,与权豪势要相抵触,因而被诬告,以榆河(在今北京附近,离居庸关不远)驿仓粮事下狱,但很快就得以释放。这是弘治十四年(1501)的事,梦阳时年正当“而立”,却经历了宦海浮沉的第一道波澜。 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上书孝宗皇帝,劾寿宁侯,结果又导致了他第二次下狱。此事全过程,李梦阳在《上孝宗皇帝书稿》所附之《秘录》中述之甚详:“于是密撰此奏,盖体统利害事。草具,袖而过边博士(贡)。会王主事守仁来,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必谏草耳。’予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从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祸。’……及疏入,不报也,以为竟不报也。一日,忽有旨拿梦阳,送诏狱,乃于是知张氏有本辩矣。张氏论我斩罪十,然大意主讪母后,谓疏末张氏斥后也。……奉圣旨:‘李梦阳妄言大臣,姑从轻,罚俸三个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 张氏即张鹤龄,孝宗张皇后弟,时封寿宁侯。这位国舅爷招纳无赖、罔利害民。梦阳向皇帝刚直进言,揭露了张的恶行。寿宁侯匆匆反扑,抓住梦阳奏疏中最后一句“厚张氏者至矣”几个字,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手法,硬将揭露张国舅之“张氏”说成是讪骂张皇后之“张氏”。当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愬不已。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明史·李梦阳传》)。幸亏孝宗还算明白,很快就将梦阳放了,并召张鹤龄进宫训斥了一顿。但李梦阳受此屈辱,怒气不平,“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同上)。在第二次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李梦阳冒着杀头的危险,直言上疏劾奏国戚,甚至于事后还怒打皇亲。虽然也曾被抓入狱,且损失了三个月的俸禄,但在朝廷之上却赢得了刚直的好名声。当年五月,孝宗卒,武宗即位。梦阳官升一级,进户部员外郎,从五品。第二年,正德改元,梦阳又进郎中,正五品。 武宗即位后,原在东宫的一帮旧阉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朝中正直官员多所不满。户部尚书韩文得内阁三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支持,令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八虎,此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李梦阳《代劾宦官状疏》所附《秘录》中记载:“韩文每朝,退对属吏,言辄泣泪数行下,以阉故。而郎中李梦阳间说之曰:‘公,大臣也!义共国休戚,徙泣何益?’韩公曰:‘奈何?’曰:‘比谏臣有章入,交论诸阉,下之阁矣。夫三老者,顾命臣也。闻持谏官章甚力。公诫及此时率诸大臣殊死争,阁老以诸大臣争也,持必更易,力易为辞,事或可济也。’韩公于是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翌日早朝,韩公密叩三老,三老许之,而倡诸大臣,又无不踊跃喜者。韩公乃大喜,退而召梦阳,令具草。” 李梦阳代韩文草拟的,就是那篇有名的《代劾宦官状疏》。此疏九月上呈,十月,韩文率廷臣力争。谁知正德皇帝却在这个月让刘瑾入司礼监,“罢户部尚书韩文,勒少师刘健、少傅谢迁致仕”(郑晓《今言》。刘瑾“勒罢公卿台谏数十人,又指内外忠贤为奸党,矫旨榜朝堂”(同上)。以“五十三人党比,宣戒群臣”(《明史·武宗纪》)。梦阳自然在五十三人之列,但由于当时刘瑾并不知劾章出梦阳之手,仅将其于正德二年(1507)春二月放归田里。第二年五月,刘瑾得知劾章乃梦阳代草,又矫旨将梦阳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必欲杀之而后快,幸“康海为说,乃免”(《明史·李梦阳传》)。直到当年八月,梦阳才被赦出。李梦阳第三次对权豪势要的斗争,更显示出他倔强的性格和惊人的胆略,政治色彩也更加浓厚。劾奏八虎之事,虽由韩文出面领头,实际上却是由李梦阳主动策划的。这件在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无疑进一步提高了梦阳的威信。 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伏诛。第二年四月,诏梦阳起复,迁江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当年五月赴官,六月到任。这是李梦阳第四次升官,也是他仕宦的终点。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但他刚介耿直的个性并未改变。到江西后,李梦阳首先没搞好与总督陈金的关系。“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接着,又与巡按御史江万实闹翻了。“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与此同时,梦阳又得罪了淮王佑棨。“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在这前后,梦阳还与参政吴廷举有矛盾。“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均见《明史·李梦阳传》)。这些人纷纷搜集材料,打击梦阳,正如梦阳自己所言:“仆此一言一动,悉为仇者所搜罗。江御史搜罗者二,吴廷举者二,淮人者三。”(《与何子书二首》其一) 矛盾加剧后,总督陈金命布政使郑岳勘此事。梦阳不甘示弱,进行反击,“执岳亲信吏,言岳子沄受赇,欲因以胁岳”(《明史·郑岳传》)。糟糕的是:“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明史·李梦阳传》)据徐缙《空同李公墓表》:“宸濠乃以诡术诱公,弗察也,未及乃觉,绝弗与见。”宸濠为了利用李梦阳打击郑岳而插手其间,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当时江西上层人物之间剑拔弩张,以致“巡抚任汉顾虑不能决”(《明史·郑岳传》),只好请中央政权派人来解决这场大纠纷。“正德八年秋八月,给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李梦阳《广信狱后记》)“帝遣大理寺卿燕忠会给事中黎?amp;#93;按问。”(《明史·郑岳传》) 燕忠到江西后,于广信(今上饶)勘问此事。李梦阳《广信狱后记》云:“十二月,燕卿至广信府。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至广信就狱。是年三月事完。”这是正德九年(1514)的事,李梦阳《亡妻左氏墓志铭》云:“甲戌,李子以与江御史构,从理官于上饶。”在当年四月八日的《与何子书二首》其二中,梦阳又说:“勘事一、二日毕矣,而淹至三月二十五日始发回省城候命。”可知在勘审过程中,梦阳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孤立无援,处境可怜,况又是“卧病待罪”(李梦阳《广信狱后记》)。勘审结果,自然是梦阳败诉,诚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居官无状,得蒙宽谴,罢归。”(《宣归赋》自注)他彻底失败了,在仕途上翻了最后一个大跟斗。 在第四次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梦阳自有其狂狷使气的一面;但就本质而言,他并没有错。无论顶抗总督也罢,拒揖御史也罢,鞭挞淮王府校也罢,执布政使亲信吏也罢,侵官也罢,梦阳所冲击、毁坏的,无非是达官贵人们的威势与尊严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空同子自有其独立的人格、耿介的气骨、可贵的精神。梦阳在当时当地是大得人心的,当他被羁广信狱时,竟有“诸生万余为讼冤”(《明史·李梦阳传》)。可见一斑。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嘉靖初,宸濠谋反被诛后,梦阳“坐为濠撰《阳春书院记》,狱辞连染”(《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救之”(《明史·李梦阳传》),才又一次免于杀身之祸。梦阳虽为当时黑暗官场所不容,但在士林中威信极高。“卒后,弟子私谥文毅”(《明诗综》卷二十九),可看作是时人对他的高度评价。 纵观李梦阳的一生,二十一岁中举,二十二岁成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终江西提学副使,四十三岁罢官家居。二十年宦海生涯,他格抵勋珰、指斥国戚、弹劾阉竖、陵轹台长,曾几番下狱、数次罢官,可谓清节不渝、胆气过人。论其诗,褒贬毁誉,自可再议;然论其人,则足称封建时代正直士大夫的典型。从他的宦海浮沉中,我们也就可以感受到封建官场之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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