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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之驴

〔唐代〕柳宗元

拼
译
背
赏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拼音

qián wú lǘ,yǒu hào shì zhě chuán zài yǐ rù。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zhì zé wú kě yòng,fàng zhī shān xià。
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hǔ jiàn zhī,páng rán dà wù yě,yǐ wéi shén,bì lín jiān kuī zhī。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
shāo chū jìn zhī,yìn yìn rán,mò xiāng zhī。
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tā rì,lǘ yī míng,hǔ dà hài,yuǎn dùn yǐ wéi qiě shì jǐ yě,shén kǒng。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rán wǎng lái shì zhī,jué wú yì néng zhě yì xí qí shēng,yòu jìn chū qián hòu,zhōng bù gǎn bó。
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shāo jìn,yì xiá,dàng yǐ chōng mào。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
lǘ bù shèng nù,tí zhī。
驴不胜怒,蹄之。
hǔ yīn xǐ,jì zhī yuē jì zhǐ cǐ ěr yīn tiào liáng dà,duàn qí hóu,jǐn qí ròu,nǎi qù。
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yī xíng zhī páng yě lèi yǒu dé,shēng zhī hóng yě lèi yǒu néng。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
xiàng bù chū qí jì,hǔ suī měng,yí wèi,zú bù gǎn qǔ。
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
jīn ruò shì yān,bēi fū。
今若是焉,悲夫!。

译文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黔地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驴,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运来一头驴进入这个地方。运到后却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置在山脚下。老虎看到它是个庞然大物,以为它是什么神物,就躲在树林里偷偷看它。渐渐小心的靠近它,惊恐疑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之后的一天,驴叫了一声,老虎非常害怕,跑的远远地;认为驴要咬自己,非常害怕。但是老虎来来回回地观察它,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渐渐地老虎熟悉了驴的叫声,又前前后后地靠近它,但始终不敢与它搏斗。老虎渐渐地靠近驴子,态度越来越轻侮,轻慢地碰撞、依靠、冲撞、冒犯它。驴非常愤怒,用蹄子踢老虎。老虎因此而很高兴,盘算这件事说:“驴的本领只不过这样罢了!”于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才离开。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唉!外形庞大好像很有道行,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领,当初如果不使出它的那点本领,老虎即使凶猛,但由于多疑、畏惧,终究不敢猎取驴子 。如今落得像这样的下场,真是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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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黔之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作者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之”,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之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发展。“稍出近之”,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发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之”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之”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之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之王,也不敢露面;“窥之”,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之”,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之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之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之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之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之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之意:

  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之”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

  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之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发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之”,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之前,还得要“计之”,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之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之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之”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之前,先写虎“跳踉大”,大发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之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之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之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之处。以上,作者用言外之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之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发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之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之”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之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之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之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之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毫无自知之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之,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之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发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之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之”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之”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之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总之,柳宗元的《黔之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 “唐宋八大家”(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二)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柳宗元出身于 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生平】[早年]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信佛,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出仕]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在永州]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区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亲、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衣冠墓]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一年,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栖凤原(今陕西西安)。《柳州县志》记载:“宗元原厝于古州治,其榇虽扶归,而封土尚存。”这封土就是现在的柳宗元衣冠墓。原毛石砌墓是清代重建的,墓碑题“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之墓”,有对联“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时墓被毁平。1974年修复,郭沫若题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如右图所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侯祠内)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成就】柳宗元虽然活了不到50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诗歌]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古文]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论说]柳宗元的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1)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冤死,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2)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3)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瑰丽,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寓言]柳宗元的寓言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骚赋]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山水游记]柳宗元的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教育成就】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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